从事语言研究50年，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陆俭明，知名语言学家
太湖之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洞庭东山,是恩师陆俭明教授的出生地。2015年11月,我们几名弟子陪着陆先生和师母马真先生一起到东山探访旧迹,陆先生指着一处房子说:“那个位置就是我家过去租住的地方,那时家里穷,根本没有自己的房子。”
1955年高三毕业时,陆先生原本想报考清华大学电机系。可临报名,校长及班主任却动员他报文科:“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你语文学得不错,文笔也可以,组织上希望你报考文科。”陆先生听完,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那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特别是对我来说,对党一直有一种感恩之心,因为解放了,我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陆先生回忆说。1955年9月,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制五年。1960年7月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2010年9月退休,整整从教50年。
才 华
进入北大后,中文系举行迎新会,系主任杨晦教授说了几句欢迎词之后,话锋一转:“你们到北大中文系来都是想当作家的吧?今天我先给你们泼一盆冷水——北大中文系从来不培养作家。北大中文系是为国家培养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汉语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及新闻工作者的。”
汉语言文学专业到三年级时,要分文学和汉语两个专业方向。系领导又来动员已是党员的陆先生:“现在报汉语专业方向的人很少,你能不能带个头报汉语方向啊?”“既然组织上要我报汉语方向,那就汉语方向吧。”于是,陆先生进入语言学这个领域。后来,他甚至庆幸自己的选择,语言学更接近理科,一篇文章出来,只要是以语言事实为依据,有理有据,不要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站得住,人家都还要引用。
当时,王力、魏建功、高名凯、岑麒祥、袁家骅、周祖谟、朱德熙、杨伯俊等先生都承担了语言学方面的本科生课程。在诸多大师的引领下,陆先生很快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露出过人的才华。
陆先生独立研究的第一篇成果是1959年10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现代汉语里面一个新的语助词“看”》。那时,他还是个本科生,当时有一部《现代汉语》教材把“试试看”分析为连动结构,将其中的“看”视为一个实义动词;同时,语言学家林汉达先生在《动词的连写问题》一文中将“看看看”看作北京话里动词的双重叠形式。
对于这样的处理,陆先生有疑问:“试试看”中的“看”毫无动作义,能将“试试看”处理为连动结构吗?如果“看看看”是动词“看”的双重叠式,那么为什么只有“看”有这样的重叠式,而其他单音节动词都没有这样的重叠式?为此,他收集了现代汉语中的大量例句,从语音形式、语法意义和语用特点等方面对“试试看”和“看看看”里后面那个“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并初步考察了这个“看”的历史发展。最后认为,尽管“看”原本是个动词,但在“试试看、尝一尝看”和“看看看”这样的结构中,“看”已经虚化为表示试探语气的助词。
虽然这只是一位年轻学子的文章,但由于论证充分,分析得当,其观点和意见为汉语语法学界普遍接受。这篇处女作也成为陆先生日后科研的奠基之作。
1961年,朱德熙先生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的《说“的”》一文,将现代汉语里使用频率最高的“的”(包括处于状语末尾的“地”)分析为形式相同的三个语素:“的1”是副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2”是形容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的3”是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这种分析方法的实质是把两个带‘的’的格式语法功能上的异或同归结为后附成分‘的’的异或同。”这套分析方法显然是借鉴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替换分析法和分布分析法。《说“的”》虽然只讨论了一个“的”字,却涉及语法研究的整个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如何确定语法单位的同一性问题。论文发表后立刻引起整个语言学界的注意,围绕它展开了语法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陆先生积极参与了这一讨论,并在朱先生指导下于1965年发表了《“的”的分合问题及其他》(载《语言学论丛》第5辑)。同年年底,他带学生赴全国拼音扫盲模范县——山西省万荣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回来后立即写了《对语言学面向农村、面向实际的一点体会》,发表在《中国语文》1966年第2期上。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陆先生的教学、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直到1978年高等学校恢复招生。他一心想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天天开夜车至深夜两三点钟。仅1980年一年,就在《中国语文》《语言学论丛》《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接连发表6篇文章。其中《“还”和“更”》《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受到学界重视与好评,特别是《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这是他在汉语口语语法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迄今引用率都很高。
之后,陆先生几乎每年都有数篇论文发表。
挖 掘
陆先生深受老一辈语言学家影响,非常重视对语言事实的挖掘。可以说,他前期(2000年之前)的研究工作,侧重在从语言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挖掘语言事实。1980年他发表的《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所谈论的语言现象就是乘公共汽车时听人家说话而注意到的(“你买票了吗?”“买了,我。”)。
1982年,陆先生到北京语言学院(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为越南汉语教师代表团做汉语语法教学问题报告。报告结束后,一位越南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孔乙己》开头有句话“鲁镇的酒店的格局与别处不同”,“鲁镇的酒店的格局”在层次上该如何切分?
陆先生脑海中闪现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如“我的哥哥的钱包”“王敏的弟弟的同学”等,于是对大家说,“我觉得应该是先把最后一个名词切分出来,再一步一步往下分析。”之后,他琢磨这个问题,并从中悟出一个想法:如果多个名词形成的“定中”偏正结构,各个名词之间是层层领属关系,那么这种结构在层次切分上,应该都是左向的。
同年在安徽大学参加中国语言学会年会,陆先生利用空闲时间向朱德熙先生就此问题进行请教。朱先生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可一旁的李荣先生却说“这未必”。李先生举出了一个反例:“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不管从前往后切分(意即“祖父的父亲”),还是从后往前切分(意即“父亲的祖父”),语义组合的结果都是曾祖父。
陆先生一时不知如何对答。但他没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回到北京后他听从朱先生的建议,把研究范围限定在由指人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上,收集了大量材料,并在朱先生的指导下,认真研究分析,最后证明自己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李荣先生说的反例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这种偶然的巧合即使在严谨的数学中也可能会出现。例如,“‘3+4×1’,不管是正确的先乘后加,还是错误的先加后乘,最后答数都是7。错误的计算思路也能偶然得到正确的结果”。
陆先生最后撰写成题为《由指人的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偏正结构》的论文,于1985年在《中国语言学报》上发表。此文至今仍是运用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研究汉语结构的经典之作。
1999年,我考上陆先生的博士生,最初的博士学位论文计划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量范畴。陆先生开始也是认可的。但是,他11月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说:“张璐,你换换研究计划,看能不能用生成语法的原则与参数理论研究汉语的一些移位现象。”
陆先生还带回乔姆斯基最新的《The Minimalist Program》复印本让我边看边试着翻译。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觉得很是棘手,因为此前完全没有系统学习过生成语法,担心自己能否啃下这块硬骨头。
陆先生知道了我的顾虑,对我说,“寻找一种新的方法、一种新的角度,前途可能有两种:一是最终证明这种方法和思路是可行的,事实的分析能证明这种新方法的解释比前人的分析更好;二是可能此路不通,但那仍旧是有价值的,说明这种理论目前来说,针对汉语解释力不够,就理论和方法本身还需要完善,这也可以给后人一个提示,‘此路不可行’。”
在陆先生的不断鼓舞下,有一天,我在图书馆突然开了窍,博士论文虽充满波折但最终完成,并顺利通过答辩。
陆先生笑称,他自己的英语主要是工作以后自学,不是很好,对于国外新的语言学原文原著只能一点一点地“啃”,不像年轻学者那样可以大口大口地“吃”。但是,陆先生是真的啃透、啃明白了。他为研究生开设“语法分析”专题课,不仅向学生介绍了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句法分析理论,也介绍了当今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一些较为前沿的句法分析理论,总共将近30种。
大家听了陆先生的“语法分析”课,都觉得这个课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空讲理论,总是紧密结合汉语实际,通过运用所要讲的理论方法来解释汉语的句法现象,解决汉语研究中的问题,从而将一个个句法分析理论方法介绍给学生;二是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条理也极为清晰,逻辑性很强,一些深奥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经他结合语言事实一讲,大家都能听得懂,听得进去。
陆先生的“语法分析”讲稿,后来被他整理成一部教材,取名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教材立刻受到普遍欢迎,至今已经出到第四版,发行量超过十万,成为高校现代汉语语法专题课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也是高校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方面考硕考博的必读参考书。
陆先生对我们说:“对于当代语言学中的某一个理论,我必须自己搞懂了,并联系汉语实际想清楚了,才会拿到课堂上去讲。”
这里不妨讲一个小插曲。
2004年,陆先生去韩国延世大学访问,一位研究哲学的韩国学者找陆先生请教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他对陆先生说:“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我问了韩国好几位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教授,他们解释了半天,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听了还是不懂。今天特来向陆教授请教。”
陆先生很客气地说:“请教不敢当,我也不一定能解释得很清楚。”他没直接解释,而是先给这位先生举了两个生活中的例子。首先是交通规则。陆先生对他说:“现在每个国家都会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以防止发生交通事故。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规则,就是在双向道路上,同方向行进的车辆必须靠一边行驶。这就是普遍原则。至于靠左还是靠右,每个国家出于民族心理或传统习惯,可能有所不同。比如韩国、美国和中国都是靠右行驶,日本、英国和新加坡都是靠左行驶。这就是参数的不同。”
接着,陆先生又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正方形的餐巾纸说:“可以做这样一个实验,让班上学生每人拿一张方的纸,然后叫学生按口令折叠。口令有四条:第一条口令‘对折’,第二条口令‘再对折’,第三条口令‘再对折’,第四条口令‘撕掉一个角’。然后叫学生把纸摊开来举起,你会看到学生手上的纸五花八门,多种样子。这表面看来一团乱麻,没有什么规则,实际上里面有规则。那四条指令是原则,但是实施的过程中怎么对折?撕哪个角?会有不同的选择,这就存在参数差异。不同的选择形成不同的条件,最后造成不同的纸样。语言的情况相类似。乔姆斯基提出‘原则与参数理论’,意思就是说,人类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表面看都不一样,但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之所以不同是由参数的差异造成的。譬如说‘吃’这个动作,一定有个动作者,有个受动者,即动作的对象,这在汉语和韩语是一样的,这就是共性,就是原则;可是,汉语说成‘金先生吃苹果’,韩语却说成‘金先生苹果吃’,二者不一样,这就是由‘词序’这个不同的参数造成的。当然语言要复杂得多。这一理论也只是一种假设性的理论,是否如此,这正是乔姆斯基所要探究的。”
那位先生听了高兴地说:“这一回我理解了!”
陆先生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从不人云亦云,总是经过自己思考。譬如,认知语言学提出隐喻、转喻理论,陆先生一方面认为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确实都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世界的一种工具;人类各种语言活动,可以说都是通过隐喻、转喻来体现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同时他也认为,国外将投射(projection)或映射(mapping)看成是隐喻、转喻的工作机制,这值得商榷。
陆先生提出,在起始阶段似应该作这样的假设:“在人的认知域里,一个认知域可以激活(activate)另一个认知域。”按这个假设,在人的心智中,不同认知域之间首先不是投射/映射关系,而应该是激活关系,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联想(association)关系。他以汉语的实例作了说明,并将看法写成《隐喻、转喻散议》,立刻为《外国语》杂志所看中,在2009年第1期刊登出来。
兴 趣
在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语言研究,对陆先生来说却充满了乐趣。他常说一句话:“科学研究的第一要素是兴趣。没有兴趣,科研就会是件苦差事。”作为语言学家,他对语言现象是非常敏感的。在日常生活中,他随时留意着语言使用的新情况。比如上大酒楼、大饭店用餐时,一进门服务员都会热情地迎上前问:“请问几位?”就餐者往往会脱口而出“我们五位”“我们四位”等。
普通人听到这样的招呼,都不会多想。但陆先生却敏锐地注意到这是新用法,因为辞书、语法书和讲汉语量词的论著里,都说这个量词“位”含敬称之意,不能用于说话人自身一方,不会说“我们三位都来自上海。”酒店里的这个应答用得对不对?是什么驱使人们这样回答?
为解决这些疑问,陆先生就到酒店进行了实地调查,假装在门口等人,留意客人进门时与服务员的对话。调查一共注意到163拨客人和服务员的对话,结果发现其中151拨顾客在答话中用了“位”,只有12拨顾客用了“个”。
陆先生又向北京籍的三位语言学家请教,结果他们都认同有这个说法。他最终在《从量词“位”的用法变异谈起》(2007年)中形成了一个看法:在汉语会话中,会话双方在某些词语的选用上会跟随最先发话人,最先发话人用什么词语,在后面会话中就跟着用什么词语。那么,除了Grice和Leech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外,根据汉语的语言事实,可以建立起一条新的会话原则“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不要认为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了。2017年2月,我们同门与陆先生、马先生聚餐,陆先生刚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首届欧洲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回来。席间陆先生突然说:“对了,你们看这句话该怎么说?当我向你们介绍这次布达佩斯会议的嘉宾发言情况时,是该说‘布达佩斯会议大会发言嘉宾一共有两位,一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孙朝奋教授,另一位是我’?还是该说‘另一个是我’?”
当时在场的十个弟子不约而同说:“还是应该用‘位’。”陆先生就继续问:“那你们说这里体现了什么原则?”大家还在思考中,有一位弟子抢先回答:“是语义和谐律吧。”当时我思索了一下,比较认同这一看法。陆先生却摇摇头:“恐怕还是‘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
虽然当时我们没有再继续大讨论,但现在想来,陆先生是注意到“位”用来自指的话,不仅是在对话中跟随最先发问人用“位”而用“位”,而且也可以站在会话的对方立场上,如果前面使用了尊称“位”,那后续的话语也会沿用前面的表达形式,而不会改用其他量词。这仍然是体现了“协调一致性”原则。
陆先生的研究兴趣不仅仅在于汉语本体的语法研究,进入21世纪后,他对汉语教学、语文教学也投入了很多关注。尤其令人钦佩的是,2010年他75岁退休后,仍坚持思考,笔耕不辍,共发表了上百篇文章。
2015年,陆先生与妻子马真教授合著了《汉语教师应有的素质和基本功》,2018年则出版了《新加坡华语语法》,这是全球第一部对新加坡华语语法进行全面描述的专著。
诀 窍
陆先生从来不以名教授、大专家自居,总习惯说自己是一名北大教员,本职工作就是教学和研究。他多次讲“在教学上,朱德熙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听朱先生的课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当年,他在讲授“现代汉语”基础课前,曾去请教朱先生:“您讲课讲得那么好,有什么诀窍?”朱先生笑着说:“哪里有什么诀窍啊!不过有一点很重要,要多从学生的角度考虑。”
自此,这句话在陆先生的心中留下深深烙印,无论后来在教学、写作,还是作学术演讲,他都时时牢记“多从学生角度考虑”,“多从读者、从听众角度考虑”。
陆先生给本科生讲授“现代汉语”,特别是讲授语法部分时,一学期要让学生做20次左右的练习,每个练习,都是他自己刻钢板,然后送印刷厂印刷。所有练习都由他自己亲自批改。他常说,语言课程一定要让学生做练习,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理解、掌握老师所讲授的知识。
陆先生上《语法分析》时,总是课前将自己印制的几页讲义发给大家,上面是本次课程的内容要点和一些例句。《语法分析》是一门研究生课程,由于选课学生多,还有外系、外校来旁听的学生和年轻老师,常常有近百人,即使一次课只有两三页讲义,复印出来数量也很可观。
陆先生每次都是大步流星走进教室,把黑色双肩包放在窗台上,然后从里面掏出厚厚一大摞讲义,这成为他的标准动作。
讲课时,陆先生会时不时走下讲台,站到学生中间随机提问,分析某个句子,或者思考一下某种说法或概念,也常常鼓励学生提问题。遇到学生胆怯,他总会说:“不要怕别人笑话你说错了,也不要怕问问题,老师永远不会笑话学生。”
没退休前,陆先生的学术任务很多,经常是“空中飞人”,他就在飞机上批改作业,认可学生分析的就打个对钩,觉得分析不到位的,就把那部分画出来,加上旁批,让学生自己进一步思考,然后会在第二次课上将普遍存在的问题向大家解释清楚。我迄今仍保留着他给我批改过的作业。
《语法分析》这门课的内容最终形成了陆先生的经典之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从2003年第一版起,这部著作不断修订、增删,到2013年已是第四版,每一版都深受广大语言工作者和学子的欢迎。现在陆先生仍打算再次修订,希望进一步补充语言学的新认识,更好反映当今汉语语法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陆先生早在1985年年底就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他退休前在北大一共只指导了海内外18名博士生(此外,在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任博导时还指导了5名博士生)。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只招收那么一点博士生时,他总回答一句话:可能受朱先生影响,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陆先生从不要求学生按他的观点来设立研究课题。记得我第一次与陆先生见面时,他就向我宣布:“我和你之间有三重关系:在教学上,我们是师生关系,这意味着对你严格要求;在学术上,我们是平等关系,不要认为我说的话都是对的,你不能说个‘不’字,这样我们对话可以变得自在一些;在生活上,我们是朋友关系,你们学生有什么聚会或春游,如果通知我,只要我有时间一定会参加。”
陆先生一直说,搞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多元论,必须要有兴趣。所以,我们这些陆门弟子,或秉持形式和结构的研究道路,或侧重语言类型学和语法语义研究,或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或专注中文信息处理,或研究北京话的词汇、语法和历史,或探察汉外对比和语言习得,或深入语言教学研究,或做会话交际分析,等等,真可谓五花八门。
陆先生为人谦虚,当年评上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他总说那是因为评奖条件是要给本科生上课满400个学时,“教授当然要给本科生上课嘛”,并多次婉拒了媒体采访。而在陆先生退休之前,大家想给他办荣休纪念会,被他坚决拒绝了。
2015年是陆先生八十华诞,这年我们百般说服,他终于同意弟子们组织一个小型的不惊动外界的祝寿活动。那年11月,近30位陆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相聚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召开了一场小型“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大家根据陆先生几个重点学术思想展开了各自的报告、讨论,会后弟子们陪着陆先生和马先生畅游沧浪亭、网师园和陆先生的家乡东山岛。那几日,深秋的苏州,阳光和煦、气温宜人,庭院里,太湖边,两位先生温暖亲切的双眸,大家的欢声笑语,给所有人留下了一生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