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建立硕士，博士学位制之后，各院校相继大量招录研究生。到目前为止，中国高校的研究生学位制，课程，答辩，录取系统基本建立成熟。仅仅数十年的时间，中国高校以及科研单位已经为中国，也为世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中国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许多已经担任重要学术领导。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在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室从事学术研究并担任学术管理。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从体制上已经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系统，但是从学术理念，教育本质，学位定义等方面还仍然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首先，博士生活状态的考察。博士生，作为象牙塔最尖端的一小撮人，深受众人羡慕，他们是智慧和能力的象征，是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是国家未来科技经济发展的后备军。近日，通过对大连市五所高校在读博士生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由于博士生没有工资，仅靠微薄的津贴维持生活（本次调查显示，H大学的博士生人均月津贴不到300元，达不到全国中等城市的低保水平），致使其在经济上完全处于依附地位（要么依靠家庭，要么依靠导师或他人）。一小部分人为了相对缓解经济上的压力，干脆就是一边读博士，一边给自考学院或者成人教育学院的学生讲课来赚取课时费，以供养自己，减少家庭的负担。另外，在研究过程中，在资料收集与书籍购买、研究设备购置等方面，经济因素都极大地制约着博士生的选择（本次调查显示，博士生购买书籍等发展性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不到20%）。经济压力不可避免导致博士生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谋求生存上，从而影响其个人长远发展规划。而且，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本科同学有房子有车子有孩子的时候，心里的不平衡感更甚，尤其是全脱产女博士更是“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也非常的努力，甚至比社会上做实际业务工作的拿高工资的人都还要努力几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辛苦而得不到回报呢？

有一小部分博士生，每天都在电脑旁做所谓的学术研究，据他们讲，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研究工作很累，致使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既担心生活问题，又要考虑论文科研，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南都周刊》报道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不堪压力猝死在书桌前，引起了大家对博士生生活的关心。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经济压力、就业问题，是压在李开学也是所有在读博士生身上的三座大山。李开学生前的每月生活费只有不到300元，读博士期间的补助比上海的低保水平还要低一半。这不禁令我们深思：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博士生，何以进行科研创新和完成具有创新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巨大的各方面压力使他们大部分人目前的生活单调乏味，茫然且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今天学的这些知识是否能够在将来有用武之地。缺乏方向感，感觉比较迷茫，在整个商品经济的社会现实面前，为了生活，总是想方设法去考一些与自己所学专业互不相关的证，甚至有很多理工科的博士生去参加注册会计师的考试，他们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却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严重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博士生发表文章很困难，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文章，实在难以发表。大家普遍认为，做学问搞学术就是做苦行僧，一提到论文和科研就愁眉苦脸。他们本身也不愿意整天捧着厚厚的书本，埋头于虚幻的阁楼里，建造更加虚幻的“空中楼阁”，可是现实的论文科研压力又逼着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基本上各行各业也都是按照市场规律在运转。按照经济学原理，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集中体现了它的价值；按照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年限越长，人力资本的投资越大，则价值也就越大，那么其外在的表现——价格也就会越高。如果将博士毕业生看做是人力资本的话，那么，博士生应该获得的价格也相应的会更高。

其次，关于博士生的供求状况。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从1996年到2006年，11年间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总体规模上发展迅速，全国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从5578人增加到35628人，为原来的6.39倍，年均增长率为20.4%。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指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2008年培养博士人数将继续上升，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8年4月，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们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美国只有253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经过刻苦学习通过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的莘莘学子，在经历了两年或者三年的继续深造之后，仍然要面对曾经暂时逃避的就业苦恼，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新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尖锐，博士生更是降价销售，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层次，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对此，有学者用“大跃进”、“泡沫化”来形容，长此以往，将很难保证博士生的质量。著名学者丁东尖锐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也认为：“我们现在高水平的博士生不多，导师水平不够，这很麻烦”，“有些导师没有科研项目，没有项目怎么带博士生，这不是瞎带吗？”2008年9月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更印证了人们对博士质量的担心。该项调查显示，对一直以来都令社会不齿甚至愤怒的“学术不端行为”，分别有39%和23%的博士认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谅”的。这种“宽容”实在令普通人感到难以理解。

目前，我国针对博士生的管理采用的是松散的导师带学生的管理模式，基本是学生一年时间上课，两年时间跟随导师做论文。由于课题项目不多，大部分的博士生都是在上课一年之后，就纷纷投入到找工作的大军当中，到各个公司去实习，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更有甚者，刚考上博士就已经在外边的公司就职，只是期末参加考试就万事大吉。这种管理方式直接导致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不足。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不必像理工学科那样整天泡在实验室、整天做实验，他们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来决定的，早晨几点起床、学习几个小时、学习的中途休息多长时间等，完全由自己控制和把握，这就养成了随意性。如果从事的工作和所学的专业对口，那还可以将工作看成是对学术的补充，大部分博士生的工作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赚点小钱而已。这样不仅浪费宝贵的读书时间，而且会使得博士生的读书心态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就会脱离理论研究，转而投向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博士生比较优势的领域。这不仅使个人的发展受到了时间的限制，而且也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

目前，我国博士教育的经费主要包括生活补助、科研经费、奖学金、培训拨款、研究拨款、出国访问、教育基金等部分，但数量上严重不足。

第一，博士生生活补助水平较低。学位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对博士生补助非常重视，博士生的补助水平相当于当时的五级工资标准，与当时生活水平、工资标准比较，相对较高。中科院教授王铮回忆说：“1989年我作为博士研究生收入是91元，这比一般人高，他们是每月78元。”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分配体制的改革，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而博士生资助标准变化不大，博士生补助水平与工资水平的距离逐渐拉开。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中等偏下户的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为6108.33元，而目前博士生补助水平大约为每人每年6000元，可见，博士生补助水平非常低，只能勉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2006年）对博士研究生的经济收入和开支情况调查显示，大部分博士生支出高于收入，熟悉博士生生活状况的博士生导师也认为，博士生中经济困难者占有较大比例。

第二，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我国高校博士生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下拨的奖学金经费（主要是普通奖学金的方式），因此，目前积极推动的以科研资助为主的资助体系的资助力度不大，资助金额有限。“一方面，由于导师科研经费数量不足，博士生从这一渠道获得的科研资助比较少；另一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为博士生设立的助研、助教、助管岗位普遍不足，加上我国很多大学的财务制度中缺乏明确规定，或者资助标准较低。因此，尽管几乎所有博士生都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研究，但并不是都能拿到助研工资，能够从助教、助管岗位拿到稳定工资收入的博士生为数也很少。”（摘自教育部原部长周济的讲话）奖学金方面，不少高校的奖学金已经失去了其奖学功能和对学生学习的激励作用，变味为助学金，几乎人人有份。这种资助结构体系没能体现资助的初衷，也难以发挥各种资助方式的作用。

第三，从资助结构来看，文科博士生资助状况令人担忧。通过对大连五所大学的历史、金融、社会、经济、会计五大院系全日制博士生收入调查发现，各学校基本上每月发放国家补助的350元和学校补助的240元。科研经费方面，历史系博士生的科研经费几乎没有，金融学和会计学专业学生平均每月能拿到200元左右。相比之下，理工科的科研经费要高很多，基本上每月都能拿到1000元以上的科研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行体制下不同专业的博士生经济资助水平差别较大，文科博士生的资助状况更令人担忧。

第四，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每年都会公派一部分博士生进行出国访问，国家负担全部的费用，可是名额极其有限，只有极个别的博士生能够获得这个资格，资助可谓是微不足道了。

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教育科研能力下降。理工科的科研经费要导师自己解决，这种状况导致了“教授像商人”现象的蔓延。在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有所不同，教授有国家拨款的教育经费支持，如果教授能够做出成果，进行成果转化，将得到更多经费的支持。

博士生导师一般一年带2～3名博士生，主要任务是跟其做课题。一般来说，社科类的课题项目比较少，文科类博士生几乎没有课题可做，从而无法锻炼博士生的动手能力和写作能力。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副校长韦穗表示，由于科研项目数量有限，不少博士生从事的科研方向并不是学科前沿的研究工作，有的则长时间局限在一些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好不容易申请下来一个科研项目，由于经费的限制，相关的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没有实际的调研支持，导致科研成果不符合实际状况，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导师和博士生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出来的成果只能束之高阁，毫无用武之地。

博士培养评价机制不符合教育规律，如各高校普遍存在的强制发表论文制度，除学位论文外，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数篇论文。将论文数量作为惟一的考核指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都在凑够要求的数量，论文抄袭现象屡见不鲜，虚假论文遍地飞，粗制滥造现象严重。

新形势下博士生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明确博士生的定位，还原大学的学术价值

国家、社会对博士人才的要求是什么？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博士教育只保留“不起眼”的学术功能，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根据学科性质，博士生教育应该是“象牙塔”里的科研学术训练，而不是大众教育。我们必须明确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博士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重视理论性、基础性学科的人才培养，而不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博士生教育与硕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目前我们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二者的学科结构很接近。这种结构雷同，一方面说明了博士生教育要以硕士研究生教育为基础，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没有真正体现博士生培养目标与硕士生培养目标的不同。博士的就业领域应该以研究和教学为主，美国70%以上的博士毕业后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2006年我国博士生毕业后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人数的比例仅为46%。该比例的下降说明更多博士进入其他领域就业，这与博士培养初衷有所偏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博士增长速度较快和结构的不合理。按照“研究者”来定位博士生，那么博士生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工资，就应该具有“指导教师的科研合作伙伴”的地位。如此，他们在经济上就能够自主，在科研上就可以独立进行研究课题的规划和设计，在研究的道路上就能够更自由地进行探索，博士生创新的限制性因素就可以大大降低。

加大博士教育的投入，多元化投入来源

中国有句俗语“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政府应设立面向博士研究生的奖助学金，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两部分，大幅增加国家对博士生教育的拨款额度。国家作为博士生教育的主要受益方，应担当主要资助责任。在资助对象上，政府应给予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学科更多的政策倾斜，以扶持这些学科的发展。

现在国家资助的科研课题一般只有资料费、设备费等，而没有“科研人员工资”的财政预算。目前，我国高校博士研究生“三助”岗位的津贴主要由学校筹集资金予以解决，高校财力的有限决定了岗位工资都不高，一般是每人每月300元左右。各学校奖励资助增加部分，主要是由学校和导师共同出资，其中，学校承担绝大部分，导师从其科研经费中抽出部分给予补充，但各个高校能筹措到的经费毕竟有限，其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应改变我国目前博士研究生“三助”报酬偏低的状况，推进科研拨款体制改革。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应设立“人头费”项目，并建立相关制度来规定劳动报酬在整个科研经费中的合适比例，使为博士生的科研支付劳动报酬有章可循。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博士论文的质量。以课题为依托，考核博士生的方法掌握情况。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训练博士生独立学习，以及从事研究工作所需要的逻辑思维能力与严谨求实作风的手段。博士论文的题目选定、框架及实验设计、资料收集与处理等阶段，都是训练博士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

将学术训练作为评价博士生的主要标准，改变现有的以论文数量为指标的标准。针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并且导师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实施博士论文答辩的匿名评审制度，规定每一位博士生答辩必须要求有若干位相关领域的外校博士生导师参加现场的答辩会，并提出相关的前沿问题。将硬性的论文数量转变为软性的相关专业人士的现场答辩，把论文答辩作为评价其是否能够毕业的主要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界的博士生培养能力一直为人们所忽视。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不乏一些高水平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他们不仅拥有较雄厚的本学科知识，而且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能力，这是一笔潜力巨大而且条件优越的教育资源。这些企业如果采取与高校、科研部门联合，或者为其单独设立学位授予点的方式，不仅可以为我国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开辟一条有效的渠道，而且也有利于缓解我国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产业界对专业型博士的培养能力，通过博士生的培养来增强企业的“造血”功能。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的企业与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美国广泛开展的“合作”教育或称工业与大学的联合体，以及日本的向社会聘任导师等做法，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