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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世前一年捐出了十万余元稿费,还编撰过这样一部字典

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有尊严”的美誉。

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这是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推出的一期纪录片《王力》的片头解说词。  

正在伏案书写的王力。

中文系学生非常熟悉的《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力,1900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7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  

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  

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级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5月3日,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有尊严”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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