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译配外国歌曲近二千首，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至今传唱

从自幼腿疾到听广播学俄语，从19岁开始翻译苏联歌曲到如今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从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作曲家书信交流到1997年荣获叶利钦总统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薛范演绎着别样的译配人生与传奇的中外民间交往生涯。

1997年11月1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将一枚象征俄罗斯联邦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授予薛范，以表彰他“在中国推广和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杰出贡献”。

1957年，一位23岁的上海青年翻译了一首苏联歌曲，一经传唱，经久不衰，成为苏俄歌曲的代表作。这首歌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位译者就是中国著名译配家薛范。

从自幼腿疾到听广播学俄语，从19岁开始翻译苏联歌曲到如今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从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作曲家书信交流到1997年荣获叶利钦总统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薛范演绎着别样的译配人生与传奇的中外民间交往生涯。

“我上中学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苏联歌曲开始进来了，《喀秋莎》、《伏尔加船夫曲》、《祖国进行曲》，大家都在唱。”高中毕业时，热爱音乐、怀揣苏联情结的薛范考上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今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却因腿疾而没被录取。但他并未气馁，开始通过广播自学俄语。而正是广播和俄语为他打开了通向未来的一扇门。

“那时电台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一幢楼房里。电台大院有一套类似火车旧式车厢的组装房子，左一半给剧团，右一半给合唱团，我常常去那儿，待在中间，一个耳朵听剧团排话剧，一个耳朵听合唱团唱歌，两边我都很喜欢。有一次，合唱团指挥跟我说：“听说你在学俄语，给我们翻译几首苏联歌曲吧’。他们挑了首《和平战士之歌》，很快，我就翻译出来了，然后就放在电台‘每周一歌’里教唱，还发表在了《广播歌选》里，那是新中国第一本歌曲刊物。”

“你想想，一个19岁的青年，他翻译的歌曲，第一次白纸黑字印在刊物上，第一次由广播乐团演唱，第一次在广播里教唱，对他的鼓励有多大！所以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83岁的薛老回忆这段往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薛范出版了两本苏联歌曲选集，那年他才21岁。

学习俄语、译配歌曲，少不了乐谱和资料。20世纪50年代正值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大量俄语图书能在图书馆、书店里找到，这为薛范的译配之路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那时，年轻的薛范开始给苏联作曲家写信。其中就有瓦西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这正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曲作者。

“后来想想我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薛范说，“我这20来岁的年轻人，没有身份、地位，贸然给外国知名作曲家写信，索要乐谱，而对方竟然回复了，还送了我一本他刚出版的歌曲作品集，写上‘尊敬的薛范同志留念’，我非常激动！”

薛范还向作曲家诺维柯夫写信，索要5首他本人创作的、曾获斯大林奖的卫国战争歌曲。本以为那是十多年以前的老歌，未必要得到。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回复。当时还没有生产复印机，乐谱是用老式翻拍机一张一张拍下来的照相版。可惜的是，后来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还有很多很可惜的！比如我也曾给红旗歌舞团写信，他们许多合唱谱没有出版过，于是就手抄了五线谱给我，这个很费时间，而我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跟他们并不相识，甚至没见过面。可见那个时候中苏关系、人际关系有多好！非常可惜，那些手抄本后来在文革中都没有了。”回忆往事，薛范不胜唏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歌曲的译配工作也随之中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中苏之间的交往“冷冻”了整整25年。

“25年都没接触外语了，外语差不多都忘干净了。乐谱资料都被抄走了，也不能和苏联作曲家写信了。哪敢联系？联系，那不成了‘通敌’吗？但是，暗流在涌动，很多知青上山下乡时，在村口田头、在深山老林里悄悄唱着这些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儿也不再沙沙响……”回忆中的薛老轻声吟唱。

“文革期间，我曾发誓再也不翻译苏联歌曲了。但是，积习难改，中苏关系一解冻，我又蠢蠢欲动了。你想想，这25年里苏联作曲家该写了多少好歌啊。”

薛范去了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收藏的“苏修”图书都堆在书库旮旯里，积满了厚厚的灰尘，还没有时间和精力整理上架。于是，他决心去北京寻找。

尽管腿脚不便，1985年，薛范还是毅然带上手摇轮椅，只身登上去北京的列车。

两年后的1987年正是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薛范编译出版了《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这本书是中苏关系解冻后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1988年3月27日，由出版该书的上海音乐出版社牵头，与上海电台星期广播音乐会合作举办了新书首发·苏联歌曲专场音乐会。

想不到音乐会那天，剧场有一整排座位都是外国观众，这在当时特别抢眼。主办方赶紧打听那些观众是谁。薛范说，那时他第一次听到这么一句话：“外事无小事”。

原来，那些外国观众是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的官员及其家属。

中苏关系虽已解冻，但心中顾虑仍在。因此，新书首发音乐会并没有邀请苏联驻沪总领馆。他们是从报上广告得知音乐会消息，自己买票来的。音乐会共演了20个节目，每演完一个节目，领事馆的苏联小朋友就上前向演员献花。

也正是那天，薛范和苏联驻沪领事馆的官员有了首次接触。

音乐会那天散场时，陪同薛范一起去听音乐会的一位朋友碰到了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就和他攀谈，问他：“你知道这些歌是谁翻译的吗？他叫薛范，今天也在场。”随后，他把那位姓丘马柯夫斯基的文化专员引到了薛范面前，这让薛范一下紧张起来。

“文化专员问我要联系方式，我不知道该不该给，思来想去，还是给了。到了年底，他邀请我去参加总领馆的新年招待会，我没敢去。后来，他又表示要上门来看我。我当时住在四楼阁楼，条件很差，旁边又有很多邻居，我没敢答应他来。”经历过“文革”，又是中苏关系乍暖还寒时，还有那句“外事无小事”，薛范小心翼翼。

但薛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觉得中国和苏联曾经是那么亲密、那么友好、那么相互信任，无论如何不应该相互为敌。他一直试图打通一条民间友谊之路。

1989年初，他觉得当时的文化环境比较宽松了，于是鼓足勇气把他编译的三本书《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最新苏联抒情歌曲100首》和《最新苏联电影歌曲100首》寄往苏联作曲家协会。但邮包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过了一年，薛范几乎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上海市文联转来了一封已经拆封的苏联作曲家协会的信函。这封信很特别，署名的是苏联作曲家协会音乐学专业委员会。他们在信中写道：

“感谢您所从事的创造性的工作增进了我们苏中两个伟大国家的友好联系。您对歌词有卓越的审美感，把握住词的歌唱性，从而您的译词化为了音乐。听着中国歌手出色地演唱苏联歌曲，我们非常清楚，正是您，在中国大地上赋予了这些歌曲以生命。”

薛范说，苏联作曲家协会搁了一年才回信，显然是把书送交懂得中文的专家去鉴定了，才有了信上的那几句评价。“这是专业音乐学会对我工作的肯定，我非常看重这些评价。”

1991年，苏联解体，一个时代就此谢幕。

1994年对薛范和苏联歌曲在中国的“复苏”是特别重要的一年。当年8月，由薛范策划并出任顾问的“莫斯科之夜”音乐会由上海爱乐合唱团上演于上海商城、上海音乐厅。这是苏联解体后，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场苏联歌曲音乐会。

“音乐会前，我们也有顾虑。苏联解体了，他们自己都不唱了，我们再办这个音乐会合适吗？”薛范说。

出乎意料的是，音乐会非常受欢迎，演出票被一抢而空。随后，合唱团还移师北上，献演于北京和天津。

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吴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时任副会长陈昊苏，作家王蒙，作曲家吴祖强、瞿希贤等各界人士前来观赏。这令薛范和合唱团大受鼓舞。

看到上海爱乐合唱团的演出这么成功，原先同样有顾虑的一些乐团也开始行动了。

1994年11月，“伏尔加之声”音乐会由中央乐团合唱团上演于北京音乐厅，同样由薛范策划并出任顾问。这台音乐会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演出了23场，观众达3万人次。自此，全国掀起了一阵“苏联歌曲热”。

“有一个场面特别令人感动。首场音乐会谢幕返场，响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台下许多老年观众都流着泪跟着一起唱，泪飞顿作倾盆雨！因为那些歌曲里有着他们青春的记忆，他们年轻时的梦想和追求！压抑了二十多年，现在一下子决堤了。”薛范说。

“第一次去北京，北京的一群苏联歌曲爱好者自发地合起来办了一场欢迎会，主持人说，我们专门为薛范老师排练了几首歌曲，谁会唱就一起上来唱吧。结果拥上台来唱的人比台下坐着的还多。有位教授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对我说：您的歌曲影响了我们几代人。那天的欢迎会上，大家把想得起来的、50年代传唱的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地唱，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唱了四遍！”

薛范特别提到，其实有些苏联歌并不是他翻译的，比如《红莓花儿开》、《三套车》、《喀秋莎》，但歌迷都算在他头上。薛范的名字已与苏联歌曲紧紧相连，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对于苏联歌曲，作为译介者和专门家的薛范有他独到的评价：

“苏联歌曲为什么能唱这么久？也许它不像某些时尚音乐那样一下子抓住你，而是触及你的心灵，久久萦绕在你心头。今天，我们再听、再唱苏联歌曲，不仅是因为它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厚重的文化品位，也不仅是怀旧，更是对未来的信念，是对我们曾经拥有而如今正在找回的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呼唤。因为我们相信：这世界上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那些激励我们去追求崇高理想、追求美好生活的歌曲将永远伴我们同行。”

中俄民间交往持续升温：薛范结缘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与俄中友协获叶利钦总统颁发“友谊勋章”

一场场音乐会、一本本歌曲集，一次次在各种场合听到“薛范”这个名字，这逐步引起了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关注。

1994年，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听说薛范在北京，就邀请他出席。受邀的名单中还有一个名叫卡林卡的北京民间合唱团，他们经常在一起唱苏联歌曲。

“大使馆希望卡林卡在招待会上唱几首歌，卡林卡来问我唱什么好？我想了想，苏联刚解体不久，我们又不清楚现在的俄罗斯对过去的苏联是什么看法。我们该怎么避讳？我说，革命性的、政治性的歌曲不唱，就唱一些抒情歌曲吧。”薛范说。

就这样，合唱团在大使馆唱了《纺纱姑娘》等3首歌，可在场的主宾们都意兴未尽。于是，卡林卡就去问罗高寿大使(时任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祖国进行曲》可以唱吗？大使答，可以啊，我来伴奏！

(注：《祖国进行曲》在苏联时期被当作第二国歌，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流传最广、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苏联歌曲之一。)

“既然连大使都不在乎，我们还忌讳什么？于是就放开了，一首又一首，想得出来的都唱。”薛范说，那也是他第一次看到罗高寿大使。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为中俄和平友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了罗大使之外，俄罗斯驻华文化参赞库利柯娃也令薛范印象深刻。“这位文化参赞还是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她也是一位‘中国通’，对我特别友好。”薛范说。

1995年，薛范编译的《1917-1991苏联歌曲珍品集》在北京出版。有人提议为新书举办一场首发式音乐会，并让薛范邀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员前来参加。

“我说，我怎么请？通过什么渠道？以什么名义？需要什么手续？思来想去，我还是给库利柯娃写了封信，其实心里根本没有底。我说，希望您能光临，即使不能，也望委托一位官员到场，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新书。”

库利科娃很快来了回复，一口答应。隔了一天，库利科娃又来了电话，说她向罗高寿大使作了汇报，大使表示将亲自出席，如果需要的话，愿意致辞。

11月27日，新书首发音乐会那一天，俄罗斯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罗高寿果然亲临现场，并上台致辞：“感谢薛范多年来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我敢这么说——杰出的成就！”

薛范深受鼓舞。“自此以后，我只要在北京开音乐会，我就邀请罗高寿大使，他几乎场场出席，除非有其他外事活动脱不开身。而文化参赞库利柯娃更是每次必到。”

1997年4月23日，红旗歌舞团第3次访华，在上海演出谢幕时，红旗歌舞团邀请薛范上台，俄罗斯艺术家们——指挥、独唱家、合唱队、乐队和舞蹈队分别向薛范献了花。

1997年11月1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将一枚象征俄罗斯联邦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授予薛范，以表彰他“在中国推广和传播俄罗斯和苏联歌曲的杰出贡献”。

薛范说：“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当时正逢叶利钦总统访华。获此殊荣的除了薛范之外，另有三位，而只有薛范未曾留学苏联，甚至，他从未去过苏联，从未去过俄罗斯。

1999年10月5日在北京饭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任副委员长布赫代表中国政府授予薛范“中俄友谊奖章”。

“很多人以为我去过俄罗斯无数次了。其实，2007年前，我一次也没去过”，薛范说，不止是他本人，很多歌迷，甚至俄罗斯驻华文化参赞库利柯娃也有这个愿望：一定要促成薛范去俄罗斯看看。

2005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宣布，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中俄两国元首一致表示，要以举办“国家年”为契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而这也成为薛范成行俄罗斯的契机。2007年，在库利柯娃的牵线下，在莫斯科华侨的资助下，薛范终于实现了俄罗斯之旅。

这次历时九天的俄罗斯旅程也是追忆苏俄文化艺术之行。“在圣彼得堡，我们还特地访问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作曲者瓦西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的故居，他已去世多年。我把中文版的歌谱打印出来，托他的邻居转交给有关方面，以此纪念。”

在莫斯科红场，薛范巧遇国内友人的一支旅行团。有人叫了起来：这不是我们的薛老师吗？站在薛范身边的库利柯娃马上争辩：他是我们的英雄！薛范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按中国人的语境，“英雄”应该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自己被俄罗斯人称为“英雄”，薛范很诧异，也为此骄傲。

在这次俄罗斯之行中，薛范还造访了俄罗斯作曲家协会，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巴赫慕托娃。她比薛范年长5岁，两人一见如故。巴赫慕托娃于1958年创作成名作《歌唱动荡的青春》。1960年，薛范把这首当时还无人所知的作品译介到中国。现在，这首歌已成为苏联歌曲音乐会上常演不衰的保留曲目。

6月25日，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茹柯夫院士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授予薛范一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金质奖章”，称他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表彰其为发展俄中友谊作出的特殊贡献。

6月29日，薛范的俄罗斯之旅即将结束，俄中友协特地为薛范举行了话别会。前来出席的都是推动俄中友好活动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身着军装、佩戴军功章的二战老兵。当时，已离任多年的俄罗斯原驻华大使罗高寿正在外地度假，闻讯也特地赶来。

话别会上，薛范说：“我们两国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但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希望今后永远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好邻居。”这时，坐在身边的罗高寿突然大声插了一句：“永不为敌！”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音乐是情感与心灵的表达，翻译是沟通中外的桥梁。薛老通过译配苏俄歌曲，演绎了与众不同的传奇人生，更推动了精彩难忘的中外民间友好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