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债理论

 

  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1)国家之所以要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而不知节俭，这使得政府在平时能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就已算万幸了，哪里还谈得上积蓄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战争，可采用的方法就只能是借债了，举借公债是战时急速获得充实战费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他认为，公债会助长战争。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看见了筹款的容易，平时就更不注意节约，所以公债又鼓励了奢侈。当公债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国家从来不会公道地完全偿还，而常常通过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等惯技，借公债偿还之名，行赖账之实，使多数无辜的国民蒙受损失。

(2)公债的用途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举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来支付之时，就是把该国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抽出来转用于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支出，这样势必影响该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因此，斯密认为，举债会导致国家的衰弱。

(3)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形式，即租税和公债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他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着重指出，国家通过税收把人民收入的一部分转作政府开支，这主要是把非生产性支出从一种项目转移到另一种项目。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阻碍增量资本的形成，但是却不一定破坏现存资本，而公债将产业资本转用于非生产用途，则减少现在存量资本，妨碍再生产正常进行。但另一方面，税收对新资本积累有影响，举债对新资本积累的损害是较小的，而人民节约收入的一部分以积成资本的能力，亦因此减损较少。把租税和公债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后，他认为:“只有在战争继续的期间内，举债制度才优于其他制度。”因此，他承认在战时维持紧急经费支出的筹资办法是发行公债，但不赞成政府在平时用举债的办法以筹措财政经费。

斯密的观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基本正确的:

  1.他指出了公债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非生产性的财政收入被压到了较低的水平以维持正常支出的水平，一旦遇到战争时，支出突然大幅度增加，只能以举债筹措战争经费。首先，突然增加巨额税收，加重人民负担，可能使人民厌恶战争，而举债则将战争负担分散到较长的时期内，每年只要增加很少的税收，就足以偿还本息;其次，政府也不能任意增加税收，因为战争数额很难预先确定，如果战时增税，战后支出下降而减税，也不符合“税收确定性”的原则。

2.他指出了公债的非生产性，同时，如果政府取得公债收入的确来源于产业资本的话，公债也的确损害了产业资本的运行。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是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也是非生产性的财政，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公债也只能是非生产性的公债。将生产性的资本通过公债转用于战争等非生产性支出，的确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将公债一概视为只是减少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则是欠妥的。这是由于斯密没有认识到借贷资本在公债发行中所起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外，还有大量专门从事借贷活动的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家把闲置的借贷资本用于购买公债，坐享公债利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专门靠公债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级，政府举债所吸收资本大部分是这样的闲置资本，这种闲置资本本来就不是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因此，亚当·斯密认为举债一定会减少用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公债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