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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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是区域产业链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基础和源点。对于资源加工型产业(如采掘业、冶炼业)或对自然资源有较强依赖性的产业(如农业、水电业、森林工业)来说,自然资源不仅影响着产业链上游环节的区位分布,也决定着产业链的种类。在一定气候条件下的某区域,只能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种植业;同理,有一定的矿产资源,才能发展相应的采掘业。
区域农业产业链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最强,在我国由于南北气候与水土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稻北麦”、“南蔗北菜”的农业产业链分异格局;南方地区发达的有色金属冶炼业和北方地区发达的煤、油、铁产业的形成则与南北方矿藏资源的存赋条件密切相关。随着生产、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日渐完善,自然资源对区域产业链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力趋向弱化,而人力资源、科技水平和资本等要素的影响力则日益加强。但自然资源对区域产业链发展的积极意义永久存在,并可能成为欠发达地区嵌入跨国性产业链的重要凭借。
发达的交通条件、沿江沿海或地当门户的地理位置,可为区域产业发展赢得先天性优势。在产业链的缔结、延伸过程中,区位条件的比较优势是一个重要参量,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交通便利、靠近市场或原料地的地区或城市往往是首选之地。广州市花都区过去一直是广州周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郊县,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借撤县设市、撤市设区的东风,大力建设交通等基础设施,区位条件逐渐改善,工业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落户之后,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汽车、物流、房地产等产业蓬勃兴起,区域产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前景。
产业链发展具有很强的“
所谓生产者驱动,是指由拥有技术优势的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链的垂直分工体系的模式;购买者驱动是指由拥有品牌优势和发达销售渠道的购买者通过市场需求拉动产业链运行的动力模式;中间类型则是指兼具上述两种驱动特征的产业链动力模式。强势企业的主导地位与产业链驱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在产业链上的权力及地位与它们在产业链中的驱动力量等同起来,市场才是产业链运行的原动力,上游企业的强势只有转化为市场动力才有意义。
产业链的产品或服务,最终须经过市场的检验和认可,完成马克思所说的“惊险跳跃”,否则,产业链将瘫痪或崩溃。如果下游发生阻梗,上游企业仅凭自身势力强行“推动”而非借市场之力“动”产业链运行,结果将事与愿违甚至带来灾难。正如唐·舒尔茨(Don Schultz)所说:“市场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迁,市场权力开始从过去的厂商,过渡到后来的渠道(销售商)和现在的消费者(顾客)手中。”在商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许多的外向型企业是根据沃尔玛货架的变化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的。这充分体现出零售巨头在相关产业链中不同寻常的地位,因为它们掌握着通向市场的渠道。沃尔玛带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物流零售企业的革命,它对生产企业的遥控更可理解为重塑市场和调整国际产业链组织的行为。
市场的驱动作用还体现在它对产业链接方向和区位的影响上。克鲁格曼在研究产业集聚机制时指出,引起产业集聚的因素———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是通过市场传导产生作用的。有研究表明,中国外资企业的国内联系较为广泛,主要缘于外资企业占领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需要。可以说,是市场的力量加快了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链条的衔接。
尽管不同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轨迹并不一样,但它们有着共同的运行机制———自组织(self organized) 。所谓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降低自身熵值,不断提高自身结构有序度,增强自我适应与自我发展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无需外界指令而自行组织、自行创新、自行演化,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区域产业链是一种以内力驱动为主的自组织系统,系统成员间的非线性竞合作用是产业链运行与演化的基本过程与主要形式,外部环境只是输入“负熵流”的必要条件。
区域产业链的演化是链内所有主体基于生存与发展动机而自发采取行动的结果,产业链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企业都是自发、自主地寻找合作者,它们依次链接、延伸,相互竞争、协同,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一旦出现“涨落”触发,如市场或技术方面出现较大变动、外部地区和企业作为新成员加入进来或者内部成员退出组织、出现突发事故等状态偏离现象,区域产业链系统内部将自发作出反应。
成员企业会依据所获得的信息对形势进行评估,并依据游戏规则作出对自身有利的决策,进而调整彼此之间的链接关系。通过成员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竞合互动,个别的“涨落”被放大为系统整体的行为,使系统运行进入新的有序状态。企业作为产业链内部的子系统,其自组织能力也是重构区域产业链组织的重要参量。2000年3月17日美国新墨西哥州飞利浦公司第22号芯片厂发生火灾,主要由该厂提供芯片、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两大手机厂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均因此面临供货链条中断的危险。但前者反应迅速,立即组织新的货源渠道,重构了产业链条关系;而后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坐等原供应商恢复生产,结果其数百万部新款手机因缺所需芯片而无法及时面市,丧失了宝贵的商机。最终,爱立信在这场变故中因反应迟钝、缺乏变通而出现巨大亏损,原有生产网络几近崩溃。
随后,爱立信公司调整了发展战略,顺应当今“模块化时代”的产业链组织要求,将手机生产环节整体外包,只保留设计、研发等核心竞争力所在环节,着力发展其强项———无线电话网络设备。经过上述事件及一系列的企业自组织行为,全球手机乃至通讯设备产业链条的组织与空间格局得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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