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三日闲行

正月三日闲行

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

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

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1.黄鹂，坊名。

2.乌鹊，河名

3.前日，原来的日子。

4.鸳鸯，一种古神话的鸟

唐诗中，最有南方印记的山水，莫过于“桥”了。而桥最多，被写得最多的，又莫过于苏州。桥景，不仅是最有特色的苏州山水，也是苏南景致最突出、最有个性的地方。在写苏州的桥的诗中，张继的《枫桥夜泊》太有名了，也太诗美了，以致顾颉刚这么说：“山东王子容来游寒山寺，大懊恼，谓受诗人之骗。”

白居易有诗吟道：“何似姑苏诗太守，吟咏相继有三人”（《送刘郎中赴任苏州》）。唐代三位著名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都在苏州当过刺史。白居易是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的七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的，而在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又出任了苏州刺史。白居易在苏州任上，写有不少吟哦姑苏的好诗，其中《正月三日闲行》并不出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似乎也不算上乘之作，然而，此诗之美即在一闲字，认真玩味起来，还真的具有经典的意义。如果说张继的枫桥诗美在一种孤独情感，而白居易此诗则美在一种闲适状态。《正月三日闲行》娓娓吟道：

此诗写在白居易苏州刺史任职时。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长庆四年五月除太子左庶子返洛阳，仅仅十一个月后，即宝历元年五月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至白居易离开杭州，就任苏州刺史，宝历二年十月，因病罢职。《旧唐书·白居易传》载云：“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可见白居易此次到苏州任职，与其在朝廷的处境有关。诗人自京城外放，而且是自求外放，在政治上肯定不太适意，且年已半百，但是，因为远离朝廷是非，远离正在兴起的朋党之争，而苏州则人情融洽，故而诗人的精神状态也便特别闲适，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吴中多诗人，亦不少酒酤；高声咏篇什，大笑飞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用兹送日月，君以为何如？”（《马上作》）诗中生动描写了诗人诗酒适意、唱和酬酢的闲情逸致。正月阳暖，早春时节，气候宜人，风光格外秀丽，街市特别繁华，故而心情也愈发轻松。于是，才写罢《钱塘湖春行》（脍炙今人之人口）不久的白居易，便又有了《正月三日闲行》。

据孟二冬“中唐诗歌年表”考，白居易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三月除苏州刺史，时年54岁，五月五日到任；又考，宝历二年二月，落马伤足，卧三旬。五月末，以眼病肺伤，请百日长假，九月初，假满，罢官。十月，发苏州，与刘禹锡结伴游扬州、楚州。故而笔者断定，《正月三日闲行》诗写作于宝历二年正月，白居易时年55岁。孟二冬的诗歌纪年里列出白居易此一时期诸多的代表作，而《正月三日闲行》却不在其列，想必孟氏尚未将此诗确认为白居易的力作。

白居易在苏州期间比较短暂，似乎还常在病中，其实乃小病大养。白居易曾有《咏慵》诗云：“尝闻嵇叔夜，一生在慵中。弹琴复锻铁，比我未为慵。”一生都在慵懒中的嵇康都不如他慵懒，诗人已经无心长进，心闲而百闲了。故而，此时他的闲适诗的数量大增，而且此时的诗中多“闲”字，连题目也往往以“闲”字作，如《郡中闲独寄微之及崔湖州》、《闲园独赏》、《闲卧寄刘同州》、《城东闲游》等。“闲”是他的一种状态，“闲”也是他的一种情调和境界，因此，我们从“闲”上着眼和发掘，方可真正读懂此诗，读懂白居易的此在状态。

《正月三日闲行》诗首联巧用地名：黄鹂为坊名，乌鹊乃河名和桥名。乌鹊桥，是苏州城中最古的石拱桥，与阖板城同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原位于“子城”正门前直街，因春秋时吴王在此建乌鹊馆而得名。这是一座集政治、经济、文学和建筑艺术于一身的名桥。据史书记载，此桥原为周武康石建造，整体彤红，端正耸峙，如琼雕玉凿，乌鹊桥拱之顶，与玄妙观内三清殿屋脊对峙，甚是壮观。此桥与城中其它桥梁相较，大有鹤立鸡群之势。乌鹊桥一直成为历代诗人墨客竞相吟咏的对象。白居易诗中“红栏三百九十桥”之“红栏”，显然是指称乌雀桥，诗以乌雀桥之个别而代“三百九十桥”之全部。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时，对此桥真可谓情真意笃。黄鹂、乌鹊语意双关，《正月三日闲行》中诗人巧用地名来写春意。首联两句中“欲”字并用，此乃大巧之拙，似为重复而其实匠心独运。诗人率意成诗，仿佛冲口而出，不管是平是仄，也不管是否重复，无心锤炼，不屑刻意，将一“闲适”的慵懒情态凸现出来。以笔者之推断：诗中连用两个“欲”，非诗人情词枯竭，实乃有意为之也。

中间两联，巧对偶得，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工稳。“东西南北”的方位词对“三百九十”的数词，妙不可言，以暗写绿水与河道，东西南北，纵横交织。一池春水，又由于水道的东南西北、曲折蜿蜒，更觉波光粼粼、源头绵绵之意。而各色桥等本来就姿态各异，情状呈献，又因为“东西南北”的方位，因为桥栏色彩鲜艳夺目，便愈加风情万种了。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有对河道、对石桥的类似的描写：“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隙罅，十里一片青茫茫。”水是苏州城的自豪，桥是最苏州山水的特色标志，苏州就像一座用桥搭起来的水上城市。苏州最主要的山塘街，街市傍水而筑，居民临水而居，人家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河道与街道水陆并行，河街相邻，而石桥沟通连接，船行水里、人走道上，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城景观。

“三百九十”桥，真可谓千姿百态，诗人不作具体描绘，事实上也无从写起，唯有以“三百九十”桥而概写，极言其多，各色桥等让人调动起丰富的想象：或狭长如玉带飘逸，或联翩如雁阵同列；或贴水如苍龙浮游，或高隆似鳌背连云；或弯曲如新月初出，或平直似鸟翼伸展……其桥不仅造型各异，而且阴晴变化，晨昏二殊，桥倒映水中，随荡漾的绿水而荡漾，虚实交映，与自然浑然一体，为环境平添十分的诗情画意。白居易的《小舫》，则是驾舟水上行的记录：“小舫一艘新造了，轻装梁柱庳安篷。深坊静岸游应遍，浅水低桥去尽通。黄柳影笼随棹月，白苹香起打头风。慢牵欲傍樱桃泊，借问谁家花最红。”“游应遍”，“去尽通”，可见诗人的游兴甚浓，去处甚多，而且兴酣未尽；而深坊静岸、浅水低桥的苏州水城构建的特点，则给了闲适诗人以无穷的寻幽乐趣。

水用“绿”，可谓清澈之极；桥用“红”，可谓绚烂之甚，结合首联的“黄鹂”之黄、“乌鹊”之黛，复见诗人之匠心矣。黄、乌、绿、红，色彩鲜艳而明丽，图画层次丰富而跳跃，形成生动的形象，足以给人以美感强烈的视觉冲击。繁彩缛色，烂漫春光。因为是早春，还在正月，即便是江南也未到春花盛开季节，所能见到的尚不可能是姹紫嫣红开遍的情景，诗人巧妙地用绿水红栏来渲染春天，不可不说是对春意的一种刻意追求了，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强烈意愿，与首联的两个“欲”字也暗中应合。

在“莺欲语”而未语、“冰欲销”而未销之时，便有“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显示出春天急不可耐的情绪和状态。鸳鸯双双，甜情蜜意，嬉戏而知水暖；杨柳万万，嫩绿饱绽而润泽，虽然不像是“春风似剪”的二月，却也全然不同于寒冬里抖瑟的枯枝。正可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唐杨巨源《城东早春》）诗人也如自然界的自然物态，自由自在，心闲如雀跃而又一无用心。

于是，诗人在尾联生出活泼一问答：“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自问自答，作者介入其中，问得漫不经心，问得随意天真，与杜牧的“借问春风何处好？绿杨深巷马头斜”的形式不同，白居易拟以答问，极富情趣。春风来时是早还是晚，是前天还是今日？欲问而问不出个究竟，欲辨而辨不出个界限，然而却还是问了。也正因为如此一问，方才显出诗人的机智和幽默，也使全诗顿时充满了稚趣。此二句属于“合掌”之笔，强调春天来得不知不觉的神奇和快速。作者在案牍之劳后，步出官邸，轻松一身、惬意无限的神情也已跃然诗外。

比较起唐代其他诗人的诗来看，此山水诗凸显了江南水乡的旖旎景色。从全诗的用笔来看，“信意落笔，自然超妙”（东坡语）。而此等境界，自然源自诗人的“闲”心。从审美原理看，心闲而境生。谢思炜研究认为：“在文学的具体的表现方法上，白居易很重视两点：一是比喻，一是诗境。”在古代诗人的中，还真的没有人在诗里像白居易那样频繁出现“境”的字眼儿的。而且，把“境”与“闲”同举，互为关系，如：“意闲境来随”（《夏日独直寄萧侍御》）、“闲中得诗境”（《秋池》）、“唯此闲寂境”（《北亭卧》）、“偶得幽闲境”（《玩新庭树因咏所怀》）等等，谢思炜统计其诗中之“境”多达四十多次。白居易诗咏曰：“幽境虽目前，不因闲不见”（《冬日早起闲咏》）强调了心理的作用，境与心相关，有闲心方有幽境。据日本藤元粹辑《苏诗记事卷上》东坡：“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查“心相”一词乃佛家语，若从是句观之，东坡深慕乐天豁达，是其心闲得下来。闲，也使白居易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和生活的压力，其精神绝对放松，意志也高度自由，安详从容而身心俱适，进入了享受生命的人生境界。因此，“对诗境的重视，尽管主要是在闲适诗创作中提出的，但显然也纠正了讽谕诗论仅强调诗歌语言质径易谕的偏颇。在白居易的全部诗论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赏析此诗，笔者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提示：

其一，可作为《钱塘湖春行》的姐妹篇来比较研读。

《钱塘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乎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二诗都是写早春，都是写寻春踏青的行迹，都是写一种欣欣向上的繁荣，也都最能够充分显示诗人的观察、欣赏的感受能力，而且同样表现的是比较好的精神状态。但是二诗各有特色，风格两异：《钱塘湖春行》着重捕捉早春行迹，突出自然的水态天容，突出对春天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以“乱”“浅”“渐欲”“才能”，特写诗人对春天的感觉，尤其是充分显示其惟妙惟肖的艺术表现功力。争暖树的早莺，啄新泥的新燕，迷人眼的乱花，没马蹄的浅草，诗人饱览而陶醉其中，尽情享受，且余兴未阑，诗中多的是愉悦；而《正月三日闲行》则多的是闲适，诗人紧紧扣住题目中的一个“闲”字，而又集中表现一个“闲”字，于自然景色之中点缀以人文景象，摄入镜头的所有物象均为“暖”色调，表现出截然不同于《钱塘湖春行》诗的清丽淡雅，则突出了大红大绿，是风俗画的基调，是闲适悠逸的情态，特别是最后参以稚拙的答问，情趣活泼，戏嬉而谑谐，突出表现诗人豁达而幽默的性格特点，而整个诗的格调俗而多谐，气格轻飏。

第二，此诗可以作唐代苏州繁荣的历史见证来读。

苏州，古称姑苏，秦汉时代，江南置会稽郡，苏州始设吴县，为郡首邑。自589年隋朝统一后，废吴郡，改称苏州。东晋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中心也南移，苏州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在三百多年的隋唐时代，有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流贯苏州全境，苏州也成了南北往来的水陆交通要冲，苏州由“望”升为“雄”，成为唐代江南地区唯一的雄州。苏州自古以桥梁之盛闻名内外。“三百九十桥”是个虚数，是个约数，甚至是个夸张的数字，但是，苏州桥多是事实。一个城市有“三百九十桥”，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千载的苏州，在那久长的历史岁月，到底建下了多少座桥？这确实难以探究。如斯多的古桥，也足以明证，苏州在唐代就是个适合人诗意居住的天堂。水乡泽国，城外四面环水，城内水网纵横，因为河道，便有了各种水榭，有了无数船只，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后还是一往情深地歌咏道：“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苏州小桥，繁荣了经济，也孕育了文化。有了船只，也就有了繁荣的通商活动，有了各地的客商与物产，有了南来北往的游客，进而有了市井的繁华。苏州的许多园林，也都以水池为中心，环池缀以亭台楼阁。安史之乱后，中原战乱频仍，北方士人多集中到江南，也促进了江南的文化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主要以苏州、杭州、宣州为中心的诗人群落。白居易在与此诗写作于同时的《登阊门闲望》诗中，生动地描绘了苏州水城的昔日的繁华，认为苏州超过了杭州：“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雀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宫水放光。曽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白居易在《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周、殷二协律》诗中也咏道：“人稠过杨府，坊闹半长安”。意思是说，苏州人口之众多，民生之繁华，已超过了江淮重镇扬州，已经抵得上半个长安城了。《正月三日闲行》诗正是苏州唐代时苏州繁荣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其三，可以作为江苏特有的风俗画来读。

白居易的此诗所写山水所以独特，不同于王维、孟浩然笔下的山水，是因为被写的苏州具有独特的水域特点，诗人切合苏州山水的特点采用了“风俗画”的构图和用色。江南的很多城镇也是结合水系自然布局的，但是，苏州尤其独特，唯独苏州的河道主要是人工开凿的，像这样严整地规划和建设了大规模的河道系统的城市，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也属独此一例。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任上，疏浚开凿了从阊门到虎丘的七里山塘，解除了这一带的水患，这也正顺应了苏州的水域优势和苏州人的“亲水情结”。此河一开，悠悠七里，在河堤两岸聚集了一户又一户枕河人家，从此“水陆往来频”，但见“花船载丽人”，而苏州的山塘人家，更是“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白居易《武丘寺路》）。苏州城以水系为脉络、河道为骨架，道路相依附，水陆两套相辅相成的交通系统，构成“水陆相邻，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两套交通系统既相辅相成，又互不干扰，从现代化交通观点看，这里已经体现了常规道路网与高速道路网相结合的设计思想。河道水网纵横交织，构成了城市空间艺术的基座，古塔、深巷、园林、寺观、粉墙黛瓦的民居、各献其巧的桥梁、自由散漫的碧水，把这些城市元素统一在一起，密切结合，相互渗透，创造出水与城市浑然一体的苏州水城艺术风貌，凝成特色鲜明的吴文化的风俗画。

《正月三日闲行》体现了典型的白居易诗风，语言平易浅近，清新自然，用白描手法精心摄入，而且具有“诗史”的意义，具有经典的价值，说其乃白居易的代表作，应该是当得起的。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