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立法权

法律渊源是法律产生的根据和表现形式。经济立法权的产生首先来源于宪法授权。中国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经济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旗）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是经济立法权最根本的法律渊源。其次，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规定了经济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第二十条规定了自治机关享有变通权，这两条规定是经济立法权的直接法律渊源。所以，经济立法权不仅有宪法依据，而且有民族区域自治法具体执行依据。

经济立法权有特定的区域，它存在于经济。

经济是根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等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所建立的以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经济在地理范围上有大小之别，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各经济都有权立法，而一般地方并不都有立法权。行使经济立法权所产生的法，适用于各相关经济。

经济立法权有特定的立法主体。

它是由经济的人民代表大会所进行的立法，而不包括经济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经济立法的主体，是中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立法法确定的特定的民族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机关，指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不是所有民族自治机关都是经济立法的主体，只有经济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是立法主体，即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人民代表大会享有立法权，而在一般地方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一般地市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享有立法权。

经济立法权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它限于制定和变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均属地方法规的表现形式。经济人民代表大会除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外，有的经济如自治区、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以及自治区、自治州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还可以制定其它形式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同一般地方立法相对应的特殊地方立法，经济立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制定和变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经济方立法权层次结构的显着特点。

凡实行经济，无论其行政区划是大是小，都行使地方立法权。现行经济方立法的层次结构有两点不同于一般地方立法。其一，自治县（旗）都有立法权，而一般地方的县没有立法权；其二，相当于下设区、县的市的自治州都有地方立法权，而一般地方不是所有下设区、县的市都有地方立法权。这种区别反映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的要求，有利于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平等地参与国事和维护自身利益。

经济立法权的行使不同于一般地方立法。

首先，经济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相应的隶属关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宪法和立法法对此未做出不得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限制。其次，根据立法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只要不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经济所作的规定做出变通规定外，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做出变通规定。这种变通权以及与中央法律、法规的关系，一般地方性法规是不存在的。这些情况使经济立法权在从属性和自主性方面，与一般地方立法迥然有别。

目的特定

经济法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而使用的最重要法律手段之一，它只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发生作用，即“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发生了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民由此决定了经济法立法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管理，以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确认核心

并兼顾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了能够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需要确立政府的管理者地位或者职务，因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者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民赋予政府各种经济职权《职责》，包括规划、决策、审核、批准、命令、指挥、协调、执行、许可、确认、免除、撤销、检查监督、褒奖、处罚等，树立政府权威，并对政府的管理、干预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又要确立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经济法立法权正是满足上述要求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手段，它当然应以此为中心内容而指导立法活动的启动和展开。

内容广泛

尽管就总体来说，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但综观数量繁多的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它们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每一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基于其不同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在经济法立法权指导下通过落实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以及规定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体现其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各自的侧重点。从此方面看，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又表现出其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主体多元

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易变动性，客观上需要制定不同形式的经济法律、经济法规分别调整和适用于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经济管理关系，而不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并不是单一和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中央级的立法主体，又有地方级的立法主体；既有专门的权力机关，又有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等等。它们在国家立法体制中处于不同地位，各自享有的立法权也各不相同。

效力制

经济法立法主体多元化，数量繁多化，形式多样化，加之多元化的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地位和级别不同，使得各个立法主体各自享有的立法权效力也呈现出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的特点。一般说来，经济法立法主体地位的高低与该主体享有的立法权效力的大小以及该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效力的高低成正比，并且地位高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地位低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而在同级经济法立法主体之间，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其中全国人大享有最高效力的经济法立法权，居于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

来源不同

经济特区的立法权来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授权规定。经济立法权来源于宪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效力不同

由于经济特区立法权与经济立法权的来源不同，经济特区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也不同于经济立法。一般说，经济特区地方立法的效力和调整范围，在总体上不像经济立法那样具有确定性。经济特区立法所产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效力一般低于授权主体本身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又高于一般地方经过授权所制定的普通规范性法律文件。经济特区立法的范围，以不超出授权主体的授权范围为限；而经济立法所调整的范围，是以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事项范围或者经济立法主体职权范围为限。

先天差异

经济特区地方立法带有明显的先行性或试行性。　但立法自主权和前瞻性以及授权立法范围均不如经济立法权广泛。

程序不同

经济特区立法范围带有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经济特区立法权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受到种种明确的限制；而经济立法权限范围和程序是常规的和确定的，其自主权较大，如自治州、自治县（旗）地方性法规不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立法主体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自主立法解决各种问题。

经济人民代表大会有特殊的立法权，是中国国情的要求和表现，在中国立法体制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发展很不平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利益，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经济立法，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立法。实行少数经济立法制度，是实现和保护各少数民族利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需。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中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干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干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由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在对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后，并以此作为界定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就不难看出，经济立法权与经济法立法权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淆。经济立法权指进行一切有关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权的总称，而经济法立法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于经济立法权之中。

与经济法立法的涵义相对应，经济法立法权就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的权力总称，其行使的结果使经济法形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的含义，表明：（一）经济法立法权是立法权的组成部分，与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它是享有经济法立法权的特定立法主体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据以依照或者遵循的法定权力，而不是经济法管理主体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行政权，也不是国家审判机关进行经济审判活动的司法权。（二）经济法立法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制定各种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的权力，而不仅仅指对某一特定形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权。（三）经济法立法权包括经济法的制定权、认可权、修改权、补充权和废止权等。经济法立法作为一种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活动，表现为一个创制法、变动法和废除法的动态过程，包括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经济法的一系列活动，相应地，经济法立法权也包含了进行上述一切活动的权力。

经济法立法权在经济法立法中居于非常重要地位，它理应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乃是由其以下价值性决定的：经济法立法权是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前提。

经济法立法权在立法实践中是立法机关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依据。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权，“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作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经济法立法活动就无法进行和展开。所以，经济法立法是立法机关在立法权指导下，依据立法权所从事的活动或者结果。经济法立法权对经济法立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拥有经济法立法权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经济法立法权决定经济法立法的效力性和协调性问题。　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决定着经济法立法内容，立法权的效力高低和范围大小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效力性的高低和适用范围的大小。如果经济法立法权发生冲突、交叉，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冲突、交叉。只有明确了经济法立法权，清晰地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享有的立法权限，避免因立法权的随意性而导致立法权的泛滥或重复，才能使经济法立法活动有所遵循，有条不紊，从而实现经济法立法内容之间的协调一致，克服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避免可能产生立法调整的”真空“或空白，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再次，经济法立法权是建立经济法立法体制的基础，并影响着能否建立科学的经济法。

中国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2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第二、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以上规定中可以推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享有经济法立法权，但是，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却界限不清。尽管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且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享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两者虽然都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在形式上、字面上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其他法律”，但在实质上，“由于有了‘其他的’三个字，基本法律所规范的领域就模糊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差别无法辨别，对于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也就难以区别。这也导致在立法“实践中由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界限不清，往往难以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越权制定了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入同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的自治机关的经济法立法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等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中国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经济法授权立法的具体内容缺乏规定，如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的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和监督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除了存在个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做出的特别授权立法外，14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却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必要的限制和监督，这样就有可能把本应由高层次立法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随意授权给低层次的立法机关行使，或者把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享有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从而导致经济法授权立法权的一定程度上的膨胀和混乱，而且因被授权立法主体可能就是执法主体，从而使授权立法权与执法权统归于同一主体，被赋予授权立法权的执法主体，往往从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出发，在进行授权立法中，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设定权利、权力，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少地为自己设定、甚至不设定义务与责任，执法主体凭借缺乏限制的授权立法权而获得了几乎无限制的执法权。

对中国经济法立法权制度的上述不足，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首先，最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的经济法立法权，强化其最高立法机关地位。

为了完善中国宪法对经济法立法权的规定，应把宪法第62条第三款修改为“制定和修改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尽可能地详尽规定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内容和种类，其意义在于：一是更加直接明确地规定了全国人大享有的最高经济法立法权，使之由原来的默示立法权变为明示立法权，有利于使之更加明晰化，突出全国人大的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二是增加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能够使之享有的立法权内容和种类更加全面、更加精确化，也能够更好地划清均对不同范围的经济关系予以调整的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各自界限，避免产生歧义。

其次，明确划分经济法立法权限，建立科学的经济法立法权限体制。

不仅应在《宪法》第62条中补充规定全国人大享有经济法立法权，而且应通过修改《宪法》第67条的规定及通过颁布《立法法》等明确划清全国人大制定、修改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其他法律”之间的界限，以便更好地辨析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的区别。同时，应通过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和有关组织法，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的自治机关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问题予以明确的具体的规定。

再次，建立和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及其监督制度。

“立法权力不应该同时又是执行权力或管理者”。为了避免和克服因经济法授权立法缺乏限制而导致其膨胀无序现象，进而出现一些经济法立法权与执法权合一现象，应尽快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通过《宪法》 、有关组织法的修改和将来出台的《立法法》确立系统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对经济法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权的根据、授权立法的原则、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等都做出明确规定，并且应建立和完善经济法授权立法的监督制度，如完善备案制度、保留批准制度、程序保障制度、实质审查制度等。唯有此，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授权立法的作用。

一般地方

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如：齐齐哈尔、吉林、抚顺、鞍山、大连、唐山、邯郸、大同、包头、青岛、淄博、洛阳、淮南、无锡、宁波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并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特殊地方

还有三种特殊地区，比一般地方的经济立法权限要大。

第一，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这一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范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已有法律、行政法规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变通规定；二是国家尚未制定或不可能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制定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为可以变通法律的规定，所以规定须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这是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

第二，全国人大特别授予立法权的地方。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该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1988年、1992年、1994年和1996年全国人大先后四次分别授权海南省、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所在省的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三，特别行政区。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有权制定法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澳门特区除外交、国防以及其他属于中央政府管理范围的事务不能立法外，有权对特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立法。但两个特区的立法权是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的，特区行使此项权力，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规定，是否超越国家的授权，应由中央监督，因此又规定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这些规定表明，中国的立法体制既是统一的，又是分层次的，是由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以及授权立法权所构成的。这样一个立法体制，说明地方立法，从性质上讲，应当是对中央立法（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补充，行政法规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补充，都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立法体制，也可以说主要体现了以下两个精神：一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既坚持中央必要的集中统一，又注意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二是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上，既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立法权掌握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更有利于直接反映群众意愿和要求的国家权力机关手里，以保证立法的民主性；同时，又注意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保证国家行政机关有足够的权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

总之，中国的立法机关只有一个，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地方人大是否享有立法权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部分地方人大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全国人大特别授予立法权的地方；特别行政区等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当然地方立法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特别行政区立法应符合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