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

丁石孙

1927年9月生，江苏镇江人。大学文化。1952年加入

丁石孙194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

丁石孙

在人生历程中，丁石孙不仅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成为卓越的数学家，而且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能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更多的才智。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丁石孙可谓“功成名就”，是成功人生的典范。人们很想知道，他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现在又怎么看?

丁石孙却说自己少年时代并没有什么理想。他念数学是非常偶然的。他考大学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条件很差，大家都是哪个专业毕业后能赚更多的钱就报考哪个专业。当时电机系的录取分数最高，因为上海的电力公司是外国人办的。他考取了电机系。但是，念工科要画图，教师不仅要求图画得准确，而且要求干净整洁，这样才给高分。他虽然每次都画得准确，原理也很清楚，但是就是做不到清楚整洁，所以每次只能得60分。一年下来，他想自己完了，还有三年可怎么过?于是要求转到数学系。虽然学了数学，但根本没有想过以后会成为一名数学家。

大学三年级时，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丁石孙牺牲了许多读书的时间，老师苦口婆心相劝也不起作用。他说并不是当时有很远大的革命理想，只是觉得在那样一个不安定、不公平的社会，自己不会有前途，必须参与推动社会的改革。后来他被特务抓起来，放出来时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于是他又重新开始报考大学，但当时所有南方的学校都有一个“黑名单”，还是经一位老师提醒，他才报考了北方的清华和燕京大学。当时北方是傅作义的天下，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1948年他来到了清华。

应该说，这是丁石孙人生的一次机遇。到了清华，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数学，才开始对数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一个人的成长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是不可分的，同时机遇也很重要。

他在北大教了40多年的书，50岁以前没有当过干部，也没有想过要当干部。“文革”结束后，丁石孙担任了系副主任、系主任。后来学校派人去国外进修，他想自己一辈子除了上大学，没有任何的学习机会，所以就申请去了哈佛大学，并辞去行政职务，准备一心一意从事自己的研究。但就在丁石孙回国前的一个月，校党委书记来美国访问时通知他，要他当北大校长。一方面，他在北大生活了30多年，对北大很有感情；另一方面，北大在“文革”中遭到很大破坏，丁石孙觉得应该为北大的重新崛起贡献一点力量，于是他答应了。后来，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在丁石孙看来，数学对培养人是很关键的。数学注重抽象思维，它可以培养你的思想方法，调整你考虑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一个概念倘若被抽象出来，必须扔掉其具体属性，比如“人”，只有把每个人的特殊性扬弃掉，才能考虑“人”这个概念。因此，数学有助于你抓住最主要的矛盾，扬弃次要的琐碎的问题。另一方面，数学注重逻辑，通常考虑两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人们在处理很多事情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也许，这种能力有的人可以从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但接受过数学训练的人，思路会更清楚。他说：“一个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对待数学，重要的不是公式，不是定理，而是它的方法。”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教书是输出，做研究是输入，从个人角度看，做研究可以获得较好的社会回报。但丁石孙觉得这种说法只有一面的道理。在丁石孙看来，教书有两点乐趣。一点就是可以使自己与年轻人始终保持接触，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他学习上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自己就必须想得更深一点，更清楚一点。这除了对自己本身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之外，还可以使自己保持一种年轻的朝气。另外，教书可以慢慢看到学生的成长。一个人最终目的是想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研究与教学这二者之间就很难说哪个贡献更大一点。你可以说，自己写出了多少篇论文，这当然是一种贡献。但如果你教出了几十个学生，学生写的论文总数要比你多得多，而且有些学生做得相当好。这也是一种贡献。当然，这种贡献，不会有人给你发奖金。

丁石孙经常出差，全国各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得到自己的学生。有的他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说，我什么时候听过你讲的课，什么时候你讲过的一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回报。况且，丁石孙觉得自己当时选择了在学校工作，就是决定既教书，又做研究，二者可以相互补充。写一本书，做出一个数学结果，自己很高兴，教出了很多学生，看到他们的进步和成长，自己也很满足，很高兴。丁石孙的学生中很多人已经成为两院的院士。

有人说，“性格即命运”。从丁石孙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乐观、积极与平和，始终与他相伴。对此，他说：“虽然我没有那么高的哲学思维，但我相信，性格对一个人的行为的确有很大影响。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历史乐观主义者。从人类看，我们的后代总比我们强。从长期看，我们的日子也会更好，需要的是做好自己眼前的事。”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丁石孙被派去劳动，他认为劳动本身是有益的，所以在劳动中非常认真，监督劳动的工人和他变成了朋友。后来他当了北大校长，他们仍是很好的朋友。丁石孙还在“五七干校”做过饭。那时他天天挑着担子去买菜，要是哪一天能买到豆腐或是好吃一点的东西，他会非常高兴。因为做饭本身与自己遭受的不公平是两回事。所以，只要让他做一点事，丁石孙就要认真地把它做好，并且能够从事物本身当中寻找到乐趣。

丁石孙任教四十多年，并且担任过北大校长，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什么?他说：“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有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喜欢钻研一些问题，不喜欢广泛地吸纳；有的人却喜欢东看一点，西看一点，博采众长；学习过程中有的人领悟得快一点，有的人领悟得慢一点。但很难说，哪一种人将来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教育的关键在于引导，而不能规定。如同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学校也是大规模生产，但学校输出的是人，因此不要管得特别死，要有较大的活动余地。这是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非常重要的条件。”

关于理想，丁石孙坦率地说：“一个人只有年纪大了，才会发现，一生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有限。年轻人往往会很狂妄。我年轻时也非常狂妄，总想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狂妄、简单并不是什么坏事。有了这种冲劲，人才会进取。一个人应该有理想，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会很困难，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修改，这样才可以在生活、工作当中成长起来。但是，不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变成一个没有目的的人。”

丁石孙认为自己的教育思想部分地体现了北大的精神与风格，那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成长和自由发展。追求民主，追求科学，一百年来，这种精神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为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相信，这种精神必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丁石孙

在丁石孙担任北大校长时期，因为食堂伙食不好，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把他骂一顿。有的人还寄来饭票，告诉他，你该到某某食堂去吃一顿饭。他意识到，如果吃饭问题不解决好，老师、同学的工作和学习就不可能安定。他说，“你想他们一天要去食堂三次，如果每顿饭都生气，那么迟早有一天要发泄到某一个地方去。”于是，他专门调了两个能干的人，主抓学校食堂工作。丁石孙几乎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与他们商量办法，和食堂管理员一起开会，他对他们说，我是有经验的，我是烧过饭的。半年以后，学校食堂体制变了，饭菜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老师同学都很满意，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有时有的同学把个人问题、国家问题想得太简单，丁石孙就把这半年的体会说给他们听。在北大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要推动一点改革，都要花费那么多的力气，说服很多人，何况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同学们很喜欢和他谈话，他尽量把自己的个人体会，把自己的成长道路展现在学生面前，供学生参考。他说：“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机遇，但每个人在机遇面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我们认为这些选择都来自于自己的主观愿望，但是当你对生活的了解越来越深刻，你就会发现，外界的客观因素其实对你影响很大，有时甚至超过了个人的主观因素。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讲，不要以为你现在学的是数学，就会干一辈子。很多时候，时间环境发生了变化，你就不得不随之变化。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个人努力与时代需要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只有在整个时代获得发展的大前提下，个人的充分发展才更具备条件与可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