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

三次赴辽

《辽中书牍》；《熊襄愍公集》

不详

王化贞

不详

年少贫寒：熊廷弼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尽释被税监王虎冤系狱者多人，并上撤矿疏，以能擢为监察御史。《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三十六年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提出保卫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并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实行军屯，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修建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按劾将吏，军纪大振。巡抚赵楫与总兵官李成梁弃宽甸新疆八百里，徙编民六万家于内地。已，论功受赏，给事中宋一韩论之。下廷弼覆勘，具得弃地驱民状，劾两人罪，及先任按臣何尔健、康丕扬党庇。疏竟不下。时有诏兴屯，廷弼言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帝优诏褒美，命推行于诸边。边将好捣巢，辄生衅端。廷弼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岁大旱，廷弼行部金州，祷城隍神，约七日雨，不雨毁其庙。及至广宁，逾三日，大书白牌，封剑，使使往斩之。未至，风雷大作，雨如注，辽人以为神。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崭露头角：四十七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十二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其时开原、铁岭相继失陷，沈阳军民纷纷逃奔。熊廷弼到任后，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斩杀逃将刘遇节等，以求稳定军心。前辽东经略杨镐被熊廷弼逮解进京下狱，前辽东总兵李如柏（李成梁之子，萨尔浒大败中唯一没有被歼灭的一路总兵）被召回北京后自杀。熊廷弼在任期间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轻进。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时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努尔哈赤再率兵攻打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于是辽东局势初步稳定下来。熹宗初立，此时杨镐的叔父杨渊怪熊廷弼不肯保奏杨镐，反把他押解进京，所以联手与熊廷弼不睦的御史冯三元、大学士顾慥、尚书姚宗文等上疏弹劾熊廷弼，说熊廷弼在边地假名增税，勒索小民，声言筑城御敌，实是误国欺君。明熹宗下诏熊廷弼于狱。左辅杨涟上疏挽救，才下旨革熊廷弼职。朝廷以袁应泰代。在天启元年（162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再度起用：明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熊廷弼被召入朝，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今山东蓬莱、掖县）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东面联合朝鲜从后方打击后金；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明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第二次升任辽东经略。朝廷同时擢王化贞为巡抚。王化贞虽然有胆略，但是他对后金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主张主动出击，三个月内荡平后金。二人一主战，一主守，造成“经抚不合”的局面。然而朝廷上争论的结果是支持王化贞而放弃熊廷弼的策略。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熊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王化贞不听节制，计划以降敌明将李永芳作为内应，发动进攻。还没来得及实施，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渡过辽河，攻占西平堡。王化贞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攻打后金军队，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同时后金方面派入广宁的间谍孙得功挑起了兵变，打开城门迎接后金军队。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右屯见到熊廷弼。王化贞在熊廷弼面前痛哭流涕，熊廷弼嘲笑 熊廷弼经略辽东他：“你那个六万军队三个月荡平后金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王化贞建议再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认为事已不可为，遂撤回山海关。广宁失守，熊廷弼竟未率军入城进行殊死战，尽守土之责，只是消极退至山海关，接着王化贞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努尔哈赤下令把辽河以西的百姓，驱赶到辽河以东尽行屠戮，惨绝人寰。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王在晋上疏：“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迟。”左通政袁可立也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一出奇兵，一明赏罚，一慎防守，一实京营，一破格用人，一多储资粮。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允行，立擢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军务。始得昭雪：天启二年即天命七 熊廷弼致友人手札年（1622年）二月，明政府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听候审理，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二人处以死刑。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书冤之，反被诬以受赂，东林党人皆入大狱。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主要是因为虽然他丢给努尔哈赤的是一个千里无鸡鸣的辽东，但他放弃了山海关外的所有据点，这是明朝所有叛徒汉奸想做却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虽然熊廷弼做到了坚壁清野的效果，但放弃那么多的辽东土地，就是他的不对。而做这件事的理由更荒诞，只是为了跟王化贞赌一口气。[4]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伏诛，工部主事徐尔一等上疏为熊廷弼申冤，不果。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爌再上疏成功，崇祯帝诏许其子持头归葬，始得昭雪。谥襄愍。遗著有《熊襄愍公文集》。

不详

清乾隆帝仰其英德，称赞熊廷弼“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晓畅军事，为明代巨擘”，亲为批识云：“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下诏起用公五世孙，在江夏修贤乡建享堂，于纸坊广坊岭修祠墓。《明史》：“惜乎廷弼以盖世之材，褊性取忌，功名显于辽，亦隳于辽。假使廷弼效死边城，义不反顾，岂不毅然节烈丈夫哉！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化贞稽诛者且数年。” 学者阎崇年则认为熊廷弼第一次巡佐辽东有功，第二次有方，第三次则有功、有过。他虽被委以重任，其三方布阵的构思也曾经被认同，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即使没有王化贞扯后腿，广宁（今辽宁北宁市）之失也是必然的结果。当时广宁虽然失守，但后金军尚未到达广宁，仅有叛将孙得功哗变，“守御之具甚备，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以熊廷弼在军中威信，又有一支可靠的兵马，应是可镇压乱兵。再者，即使广宁确定已不可守，如王化贞所言，守卫宁前（宁远、前屯），后金兵力有限，无力深入，整个辽东也未必沦陷。但熊廷弼只是看王化贞闹笑话，将物资一律烧毁，引导数十万军民退守山海关，却没有进行最后的广宁保卫战，于是金兵不费一兵一卒占领辽东，成为后来魏党杀熊廷弼的一大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