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刑

名誉刑之称由来以久，历来被学者们认为是现代刑罚中资格刑的起源。如德国着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指出：作为中世纪刑罚之残余，名誉刑构成了今天刑罚制度中之一种刑罚。

在中世纪，名誉刑以两种面目出现：其一是作为一种对被判刑人的羞辱，如侮辱人的装束和耻辱柱；其二是作为所谓的权利和名誉的丧失，主要是意味着减少被判刑人的法定权利。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对这种名誉刑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认为从特殊预防的角度出发，羞辱刑是不适宜的，而与此相反，现代各国普遍保留了源于权利和名誉丧失的名誉刑。正如李斯特所说的，国家在给予公民越来越多的参与社会活动、公共事务的机会的同时，也扩大了对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李斯特认为，名誉刑包括权利的丧失和名誉的丧失两种情况。

与此相似，也有学者认为，名誉刑之称可以涵盖其他三种称谓，认为名誉刑，即国家褫夺犯人所享有荣誉之资格，亦即使犯人丧失享有公法上一定权利之刑罚，丧失公权之资格，乃丧失公法上一定权利能力，故名誉刑又称权利刑、资格刑或者能力刑。

德国罗登堡是个可爱的古城，不能错过的景点，除了日本观光团有趣而古怪的集体行径外，就是犯罪学博物馆了。馆里展示了中古历史上各种谓为奇观的刑罚，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就是各式各样剥夺名誉的“名誉刑”：偷斤减两的面包师傅、婚外情的女人、绕舌的男女、不上教堂的信徒，或在公共场所被挂上各种耻辱标志，或被处罚骑在驴上游街示众（驴是当时的耻辱象征，受罚者还必须面向驴尾反坐），让人指指点点，当街嘲弄。简之，就是透过众人严峻的双眼与讪笑来羞辱犯人的人格并践踏其尊严。依照当时对于刑罚观念的普遍“信仰”，刑罚的目的在于制造出对于受刑人的最大痛苦，据此，践踏个人的人格与尊严，与剥夺其自由、财产的自由刑与罚金刑，同样是容许而必要的处罚手段。至于如此惩罚有何正面作用，在非所问，当然也无所谓的更生或再社会化。

1764年，贝加利亚发表其旷世巨着《论犯罪与刑罚》，欧陆的刑罚史正式迈入启蒙时代，文明进展让名誉刑走进历史。有幸的是，随着我国继受欧陆启蒙刑法之继受背景，名誉刑也随着满清帝国而一同走进历史----至少就《刑法典》本身而言是如此。

从罗马法时代就有“名誉刑”，将醉驾与不良信用相联系，即政府对醉驾行为予以负面的评价——醉驾者是可耻的。这是新时代的名誉刑，法律不止有事后惩罚的社会功能，它还有事前引导和社会评价的功能。飙车、醉驾等虽然是违法行为，在一些群体里，特别是年轻人群、富裕人群里，被视作时尚、个性张扬，正如吸冰毒被某些人称为“溜冰”，与“时尚”挂钩。那些敢于以身试法醉酒驾驶者，其中的一个社会心理原因就是醉驾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与偷窃、欠债不还完全不同。

习惯是逐渐养成的。当全社会没有达成对违法驾驶的负面评价共识、没有法律的严格管制，当还有人把酒后驾车如何逃避交警作为段子讲述，当把通过种种手段消除交通违法记录视为“有本事”，“违法驾车是可耻的”是不可能进入每个人的意识当中，并自觉回避的。

政府不仅可以将违法驾驶与个人荣誉、个人信用相挂钩，还可以依法对违法驾驶者在媒体上曝光、公示，将违法记录与官员的升迁、企业资质相挂钩……政府责任之后，更是公民的责任——每个公民应该自觉意识到醉驾是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