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

1644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大风霾，飞沙走石，不见天日。占得卦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如此不祥之兆，开启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份。二月二十二日，大顺军攻占了山西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关隘——宁武关。宁武既不是雄关要隘，又不是什么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处，宁武之战本不应是多么起眼的战斗，却因为是李自成进京过程中为数不多的硬仗而闻名遐迩。在明清鼎革之际诸多史料中，宁武之战大有文章。农民军从陕西过来几乎一路迎降，直到宁武关才发生了像样点的抵抗，山西副总兵周遇吉率领手下先是在代州迎战，不敌，跑到了宁武关。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经过十数日的激战终于擒杀周遇吉，击败了这位在明末文人笔下的忠勇之将。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问题实在不小。首先双方先在代州开打，翻阅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从忻州（今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两条岔路，右边一条，过代州（振武卫），往东走经平型关、广昌、浮图峪出太行山，就来到了紫荆关，过拒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这是从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那么周遇吉守代州，无疑是农民军进军京城的拦路虎，李自成向代州进攻自然是正确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这条路进军京城。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没有取捷径杀奔北京，而是回过身又往西去了宁武关，非要跟周遇吉拼个死活。周副将就这样被逼着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杀身成仁。可能到死周遇吉都很奇怪，你不是要去京城吗？我都给你让路了，为何还要跟我过不去？结果这场两败俱伤的大战，让李自成也非常郁闷，他对手下道：“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一路顺风顺水的李自成在此小隘挫伤了锐气，他不知道之后的宣大精兵还要造成多大的麻烦。进退之间，李自成打起了退堂鼓。就在李自成决定“刻期班师”的时候，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历史走到了三岔路口，“更深，忽有大同总兵姜瓖差人送降表至，贼甚喜，设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总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骑来迎。贼谬谓天与，优答二镇，豫加封爵，一意长驱。”天上掉馅饼了，宣大两位总兵竟然同时送来降表，本来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李自成也许觉得这是上天的赐予，天与弗取，必受其咎。姜王二人的迎降，是李闯进京的第一双蝴蝶翅膀，历史稍微偏离了轨道。李自成在这条通往北京的路上，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1644年的春天，走过一条乡村到城市的路，正在宁武关到大同路上的李自成，心情十分忐忑，因为他正在奔向一个未知的前程，虽然定鼎天下的诱惑实在太大，但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吞下它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农民军攻入潼关，占领了西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政权，经过十几年的奋战，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时，李自成为笼络民心，宣布“闯王来了不纳粮”，所占之地三年免征。但是，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农民军总要吃饭，不纳粮能怎么办？早期是抢，到一地抢一地，如蝗虫过境，不管好坏抢光杀光。后来要争天下了，不抢普通百姓就抢宗藩官员的。比如崇祯十四年攻下洛阳，李自成就在福王王府中抢了上百万的钱粮，并且开仓赈民，收拾民心。进入西安后，李自成的兵马已经号称百万之巨，虽然多有夸张，但需要巨额钱粮却是肯定的。因此一到西安，李闯的军队就变着法儿搞钱，“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不仅向官员索饷，还以大钱换银的方式应付开支。在西安，农民军“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钱，当五钱。平物价。”也就是说铸造大的铜钱能低白银一两，以这种手段平抑物价。众所周知，对付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就是更换货币。但问题在于，陕西连年干旱，物资短缺，即使以铜钱抵银两也没法真正平抑物价。农民军不仅要养手下的兵将，还要用银招降各地守军，如招降榆林守军就用银五万两。农民军到底有多么缺钱，从他们如何逼迫官员协饷可见一斑，那么向山西的进攻是否也是为了筹饷筹粮呢？虽然史料没有明指这个目的，但农民军到山西后的确是一路抢去，大掠山西多个郡县，到闻喜又拷掠大户。农民军在占领太原后，休整了8天，期间把官库和晋王府的金银财宝搬运一空。偏师刘芳亮部在攻下长治之后，“系诸郡王宗室及乡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名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无一得免者。或已经物故，复收其子孙一体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农民军缺钱，大明朝何尝不是？农民军的势如破竹，并非偶然，也非天命，实在是大明朝财政破产之故。此时，大明的军队普遍欠饷，如西安守军欠饷半年，吴三桂的军队欠饷14个月。这些没有粮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卖命？望风而降就是被穷困逼出来的。有此种种，李自成的东征到底是主动地、有计划地向北京进军，还是因解决财政问题而起，阴差阳错逼上梁山？

几乎所有史书都把李自成从西安出发向山西进军当成攻打北京的一部分，那么在这场问鼎天下的大战中，农民军出动了多少兵力？史料中一般说李自成东征兵力为50万人，围太原号称50万，但号称就是吹牛的说辞。实际上从西安出来的农民军很可能只有不到10万。《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派刘宗敏作为先锋过河兵力是两万。刘宗敏在东征檄文中说“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照此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4万人。如果加上南线刘芳亮的偏师，不到10万人是合理的估计。因为在日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关时，所率之军也就是6万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进入京城的嫡系农民军也就是这个数而已。以不到10万人东征，怎么看也不像攻打京城的样子。但既然来了还是要出言恐吓一下的。刘宗敏过了黄河到了山西，就发出了檄文，对朝廷一声断喝：“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这分明就是气势汹汹来取尔项上人头的叫嚣，让挡在面前的明朝官将都纳土而降。但当一切顺利攻下太原后，李自成发出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这份诏书的语气与之前的檄文相比，反而降了八调，语气十分客气，“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李自成几乎是在给崇祯皇帝开脱罪责，天下事做不好，也不都是你的责任“君非甚暗”，而是身边的“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一言以蔽之，都是奸臣太多，耽误了皇上。这一份诏书显然少了一些骂人的冲动，却多了几分讲理的平和。一场你死我活的定鼎之战，为何就这样语气软了下来？前文所述，当姜瓖、王通的降表送来，李自成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投降到他手下的明朝兵将越来越多，这些人还都要用银钱来安抚。李自成后来招降左良玉和吴三桂，开价都是四万两银子。不给银子，那些降兵降将如何能服帖？过了宣大之后，“居庸及各镇总兵白邦正刘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飚集。”“迎表飚集”——李自成就是这样，被一封封降表送过了险关要隘，一步步迎进了京城。可以想象，此时的他已经是骑虎难下，前面的路想不走都不行了。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五六十骑抵达西直门，宏伟的北京城终于等来了要命的人。但是，面对这座在大明历史上数度被人进攻、却从来没被攻下的坚城，李自成终于撑不住了，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夺取京师的雄心，反而主动要与大明签订城下之盟。这天夜里，他派出太监杜勋进城与崇祯皇帝谈判，“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此言不是孤证，明朝官员李长祥也记述道：“兵部尚书张缙彦巡城，自东来，将至正阳门，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此事后来也得到了张缙彦的承认。由此可见，谈判确有其事，而且崇祯皇帝不仅知道，甚至有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想法，只是因为内阁首辅魏藻德不支持最终不了了之。从一开始李自成气势汹汹大骂明朝气数已尽；再到“君非甚暗”都是奸臣当道；最后来到北京城下，主动要求与明朝谈判。这种高开低走的气势，哪里像一门心思杀入京城、夺取皇位的好汉？虽然顾城先生把这场谈判描绘成李自成敦促崇祯投降的策略。但从各种史料看，既然是敦促投降，那为何还有割让西北为王，犒银百万等等的条款？有人或者要问既然兵临城下了，为何李自成还主动与崇祯谈判，甚至是主动要求有条件退军？当李自成在三月十七日抵达城下时，他肯定想不到两日之后就坐进了紫禁城。因为北京这座城池太坚固了，有明一朝无论蒙古的也先、满洲八旗都曾多次兵临城下，但都无功而返。李自成如何能预料到，自己短时间内就能打开北京城呢？要知道之前的开封，一守就是一年，北京可比开封坚固多了，如果到时候顿兵城下，四周明军勤王之师云集，岂不是进退两难？早在宁武关就打过小鼓的李自成，此番再度打起了退堂鼓。只是历史的蝴蝶又一次扇动了翅膀，三月十八日，崇祯皇帝的亲信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彰仪门（今广安门）投降了。直到此时，李自成最终“无奈”地被他的骄兵悍将簇拥着进入了北京。

在1644年三月十九日之后一个月时间里，可能没有一个人相信，北京这座城市很快就变成满清建奴的天下。但它却在一个多月后变成了事实，五月初二，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如果说李自成进京之前的事情，是蝴蝶扇动翅膀导致的一系列偶然性事件。那么满清入关以至于定鼎北京，就是蝴蝶动翅引起的一系列风暴。吴三桂，大明辽东总兵，在农民军节节挺进的时候，正统帅着大明最后一副家当——关宁铁骑驻守在宁远，抵御满清。但火烧眉毛了，朝廷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大将。三月初四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朝廷命吴三桂率军入援京城。后世许多人都认为，此时吴三桂一直在磨洋工，没有尽力勤王救驾。这说法倒是符合他大汉奸的嘴脸，只是事实真是这样吗？三月初六，崇祯降旨诏三桂入关，吴三桂在三月十三日便已经入关。从诏命发出到入关总共7天，其间还带着十几万百姓转移二百里，这速度怎么看也不慢。接下来，吴三桂花7天安顿好百姓，然后，他从十八日开始朝北京进军，两天跑了300里路，三月二十日吴三桂抵达丰润，但此时他也获知了京城失陷的消息。而李自成对这位吴三桂是相当重视的，刚进京城，他便着手招降吴三桂。对吴三桂的招降前后数次。第一次归降没有明文记载，史料只有片言只语，吴三桂在三月二十七日回转山海关，破关而入，击破已在关上的两万大顺军（《明季北略》《小腆纪年》等）。这说明吴三桂在丰润时，已经与李自成有沟通，不然也不可能看着农民军前去接收了山海关。第二次归降，就是一般史书中都有记录的，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派唐通拿他老爹吴襄的手书，并四万两银子前去山海关招降他。这次招降，吴三桂又答应了，并且第二次带兵入关投降。等走到了半道，接到老爹被拷掠、陈圆圆被霸占的消息，就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不少学者认为吴三桂岂能为一女人跟李自成翻脸。但只有看到吴三桂在这段时间写的几封家书，才能知道陈圆圆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与此同时，故事另一个主角满清，却被关内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消息惊呆了。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将这个消息传达到沈阳。满清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到了四月初清廷突然大举增兵，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写道：“（清使郑命寿）又曰：‘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由此可见，大举增兵是临时做出的决定，那为何清廷的决定如此突然？就是因为，满清已经得知了北京发生的事情，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陷到四月初，有十几日时间，足以让任何消息传到沈阳。而且四月初四范文程的奏疏也可为证，疏中说：“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由此可见，满清大聚兵马做出倾巢出动的决策，完全是由于北京易主临时决定的。满清的进军路线一开始指向蓟县密云，值得注意的是李自成四月十三日出京东征，十五日也到了密云。如果翻开地图，会发现李自成的进军路线非常奇怪，密云在北，山海关在东，完全是南辕北辙。只有结合满清一开始剑指蓟县密云的路线，李自成的行动才能解释得通。李自成定然是得到了来自辽东的谍报，知道满清将从密云破口。但之后，清顺双方都调整了作战方向，那就是因为十五日的清晨，吴三桂的使者来到满清西征军的大营向多尔衮请求支援。多尔衮决策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山海；而同样在这一天，李自成也改变路线，倍道东进，直扑山海关。此处三方的故事真让人浮想联翩，李自成在辽东到底安插了什么级别的间谍，才能让他如此及时地得到如此精确的情报？可惜此处翻遍史书也不见片言只语。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对于满清的威胁从开始便了然于胸，而不是许多史料中记载的，直到一片石大战才知道满清的行动。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比清军早了一个白天抵达山海关下，随即对关城发起攻击，山海关内外两军战成一团。这日黄昏，清军也将赶到关外十五里处下营。至此，在蝴蝶翅膀扇动之下，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等决定华夏命运的各方角色一同进入了山海关的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