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20世纪下半叶

阿斯塔菲耶夫雕像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Астафьев, 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1924-2001 ），苏联作家，1924年5月1日出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叫奥夫相卡的小村庄。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早亡的姐姐。阿斯塔菲耶夫七岁时，其父因从事“破坏活动”而入狱，其母在探视回来时溺水身亡。从此，阿斯塔菲耶夫被外祖父和外祖母收养。这段温暖快乐的时光对阿斯塔菲耶夫今后的创作活动具有较大影响，在他的自传第一部分《最后一次鞠躬》里有详细记载。

其父出狱后带着他以捕鱼为生。一次渔汛后，父亲病逝，阿斯塔菲耶夫流落街头，后被孤儿院收留。

1942年，18岁的阿斯塔菲耶夫参军，1943年，进入新西伯利亚步兵学校学习。二战期间，他在军队里当过司机、侦察兵、电话兵，1943年因在前线抢修电话线路而获得“勇敢”勋章。

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役居住于彼尔姆州的丘索瓦娅。1945~1951年期间，他做过钳工、辅助工、教师、车站值班员、仓库报关员。

1951年，他的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公民》刊登在《丘索瓦娅工人报》上。从此，他开始在这家报社工作，写报道、评论、故事等。

阿斯塔菲耶夫故居

1953年，第一本长篇小说《下一个春天之前》出版。

1958年，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1959年~1961年，在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学习。

1989年~1991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从传统派那里跳槽到自由派。为了表现自己观点与自由派一致并为了得到当局的信任，骂苏维埃制度骂得比谁都凶，支持新政权比谁都坚决，甚至主动讨好叶利钦，他的那副卑躬屈节、阿谀奉承的样子，使他过去的朋友看了为他感到羞耻。但是他的表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作品能畅行无阻地发表。在作家们普遍感到出书难时，叶利钦拨专款给他出多达十五卷的文集，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阿斯塔菲耶夫虽名利双收，看来生活得并不愉快。他的所作所为遭到许多人反对，过去的朋友和崇拜者先后离开了他。据他自己说，甚至一些老头和老太大都反对他，称他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于”。有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心中蓄积了这么多的怨恨，他回答说，这不是怨恨，而是“悲伤和忧愁”。他还说，他内心的烦恼是像记者那样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劳动报》1997年5月30日）后来他又承认有一种“遭遗弃和不知所措的感觉”。（《文学俄罗斯报》2000年10月13日）

1993年，因十月事件在《消息报》上刊登写给总统叶利钦的公开信《第四十二封信》。

2001年11月29日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去世，年终77岁。葬于其家乡奥夫相卡（Овсянка）。

1971年，获得红旗劳动勋章

1974年，获得红旗劳动勋章

1978年，因中篇小说《鱼王》（1976年出版）获得苏联国家奖

1991年，因长篇小说《有视力的拐杖》（1988年）获得苏联国家奖

1975年，因中篇小说《隘口》（1958年）、《偷窃》（1966年）、《最后一次鞠躬》（1968年）、《牧童与牧女》（1971年）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的早期作品主要是童话故事，汇编后出版了故事集《粉红色鬃毛的马》（1968），后期多为军事及农村题材。

主要长篇小说

《下一个春天之前》，1953年《融雪》，1958年

《有视力的拐杖》，1988年

《诅咒和死亡》，1995年

主要中篇小说

《隘口》，1958年

《老柞树》，1960年

《偷窃》，1966年

《战争在某地轰鸣》，1967年

《最后一次鞠躬》，1968年

《泥泞的秋天》，1970年

《牧童与牧女》，1971年

《

1945年结婚。育有一女（1947-1947）二子（1948-1987,1950-？）。 他的遗孀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发现了他留下的四封信和一份遗嘱：信是写给一位将军的，内容是询问将军对其作品中战争描写是否真实。遗嘱写于1987年3月9日，他不愿意安葬在城市里的公墓，而要求把他安葬在他早就选好的墓地里，这份遗嘱的内容，完全符他一贯追求的的田园情结。

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往往取材于自己的经历，插有抒情式的议论，创造出一种融小说和抒情散文于一体的独特风格。他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从原始森林直至战争前沿；善于描写农家孩子的童年，并以自己的想象赋予其灵性。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的心灵，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位诗人。在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中，生态主题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阿斯塔菲耶夫描绘大自然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往往采取自叙体，以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为主线，被认为继承了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然哲理散文传统。他的目光聚焦于自己的家乡西伯利亚，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俗风情与古老的传说融为一体。不过，阿斯塔菲耶夫没有将西伯利亚作理想化的描绘，他的作品毫不回避地面对西伯利亚生态危机严重的现实：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随处可见，糟蹋了曾经的美景；人们对大自然涸泽而渔；法律在生态犯罪面前软弱无力；移山造海、拦河修坝的大型工程留下难以治理的生态遗患等等。作者痛心地批判人类的贪婪、短视和自我放纵，为被践踏的、沉默的大自然代言，体现出文学家严肃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阿斯塔菲耶夫故居博物馆

在阿斯塔菲耶夫的一系列生态作品中，作者一面担忧自然资源被破坏、生态平衡失调，同时也在担忧人的精神世界的失衡。作者曾这样说：“无理性的人在摧毁大自然的同时，也在道德上摧毁自己。”破坏自然使人道德堕落，道德堕落的人变本加厉破坏自然——在《鱼王》和其他作品里，阿斯塔菲耶夫描绘了这个恶性循环。在他看来，人如果丧失了对大自然的爱，也必然丧失人性的善。“我写大自然的作品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成年人。我想让人们懂得：我们周围的一切，从绿色的草地到孱弱的小鸟，从原始森林的野兽到种满庄稼的田野，直到我们赖以呼吸的天空和供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我们本身，因为人类是大自然的儿子，当然就属于自己的地球——母亲，须知我们是她的灵魂，她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地球——母亲，我们是无法生存的。”

1994年，阿斯塔菲耶夫文学基金会成立。

1999年，《鱼王》被搬上芭蕾舞台。

2005，在其家乡奥夫相卡建立阿斯塔菲耶夫故居博物馆。

2006年，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修建阿斯塔菲耶夫雕像，并命名该市的文化博物馆为阿斯塔菲耶夫文化博物馆。命名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为阿斯塔菲耶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