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

儒学自先秦孔、孟奠定基本框架后，至两汉以经学形式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后衰败长达近千年，直到进入宋代，复以理学形式的再度兴盛，到了朱熹以后，几经改造的儒学（主要指程朱理学）才开始逐步控制思想学术，进而楔入政治领域，最终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布。 宋代的儒学是以理学的面目出现的，它的主要特色在于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在这方面，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之首开先声。入宋以后，虽有“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但实际承接韩愈、李翱道学的乃是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颢、颐）。其中二程兄弟尤为突出。

二程被认为是北宋理学的实际开创者。他俩的学说，以“心传之奥”奠定了道学的基础，更以“理”为最高的范畴，因此亦称作理学。二程的学说，特别是其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后来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就二程的学说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他俩却有着较大差别。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大程德行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小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有所殊。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就天道的内容来说，程颢形容它是“生”，谓世界生生不已，充满生意，提出“天只是以生为道”，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于是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絪缊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因此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故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并不重视观察外物，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故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冥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见陆王学派)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他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关于“识仁”的一段语录。后人称《识仁篇》；他与张载讨论“定性”问题的《答横渠先生书》，后人称《定性书》。他的哲学思想多散见于语录、诗文中。明末徐必达将他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今中华书局编为《二程集》出版。

（《遗书》卷二十一下）这样就把客观精神的“理”和主观精神的“心”共同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它无疑是唯心主义的心理观。在人性论方面，他们对告子的生之谓性，孟子的性善论和韩愈、李翱的性品类说进行了综合改造，并袭用了张载关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他们认为，天命之性就是所谓“天理”,包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内容,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本性,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粹言》卷二）当抽象的天命之性通过“气”的中介作用降落到人体时，就产生了“气质之性”，由于气禀的清浊偏正不同，也就造成了人的贤智愚不肖乃至柔缓刚急等心理差异。他们对人类和动物的本能进行了比较：“万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鸟中，做得窠子，极有巧妙处，是他良能，不待学也。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他皆是学。”（《遗书》卷十九）他们对思维问题也有精辟见解，认为“感悟”是思维的结果：“思虑久后，睿自然生。”

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颐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它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他认为，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道不等于是阴阳，而是阴阳之所以然，“所以阴阳者，是道也”。他明确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以形而上之理为形而下之器存在的根据。他又从体用关系论证了理和事物的关系，认为理是“体”，而事物是“用”。程颐承认事事物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进一步认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地间只有一个理，这理是永恒长存的。这样，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了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一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他说：“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他还提出物皆有对的思想，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这反映了他的辩证法观点。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他认为，性无不善，人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则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程颐的哲学，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命题，对宋明哲学发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二程都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程颢是以心解理，开了以后陆王心学一派。程颐一般是把理与气相对来论述的，开了以后朱学一派。程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还有《遗书》、《文集》、《经说》等。他与程颢的著作，明代后期合编为《二程全书》。有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

二程儒学后来由朱熹发扬光大，在明朝成为官学，称为程朱理学。明代徐必达刊行有《二程全书》。清代涂宗瀛校有《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孝鱼《二程集》校本，包括《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粹言》，共计87.5万字。《遗书》即《河南程氏遗书》﹐由朱熹编定。朱熹又编定《外书》12卷，是《遗书》的补编。张栻编《文集》。《易传》即《程氏易传》，是程颐注解《周易》的心得。《经说》是程颐注解儒家经典四书四经（不含《礼经》）的著作。杨时编有《粹言》2卷。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世称“二程”）生于黄陂县，今属（黄冈市红安县二程镇），并在此地生活学习了十五六年。二程创立的理学后来成为官方哲学，影响了中国七个世纪。自宋代始，黄陂修建双凤亭、二程书院纪念一代思想家。二程在陂留下的“鲁台望道”至今传为美谈。

两程故里

作为首部二程传记文学《理学双凤程颢程颐》的作者，裴高才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开封走马黄陂县，祖孙三代六十载》的发言。他以正史、方志、宗谱与诗文名篇等经典为依据，系统地介绍了二程的祖父程遹从开封来到黄陂任县令、其父亲程珦在黄陂任县尉，以及二程生长于斯、学于斯的经历。并引用著名旅美学者、程颐第二十九世孙程德祥的说法：“黄陂是二程第一故里。”引起了两岸三地及海外学者的关注。

黄陂县城西偏有草庙巷，是二程故里所在地，1370年（明洪武三年）立程乡坊以为纪念。该巷暑天无蚊，乡人传以为异。传说程夫人侯氏曾梦双凤投怀，于1032年（宋明道元年）在思贤堂生颢，次年生颐。后来二程长大返洛阳，并且成了著名思想家，人们为景仰缅怀先贤，便在县城里修了一座清远亭。南宋时改称双凤亭，取侯太夫人梦双凤生二程之意。一说二程聪颖过人，道德文章名满天下，人称双凤，亭因此而得名。1463年（明天顺七年）佥事沈靖复建于鲁台山麓二程祠内，1666年（清康熙五年）县令杨廷蕴移建于山上。嘉庆年间重修，1830年（道光十年）邑人刘云衢捐资再修，后又遭狂内吹倒。1848年县令萧恩荫召集邑人金光杰、周超献、周恒渠会议重建、增修石楹，环植林木，顿复旧观。现存建筑即为当时所置。亭中有石砌方形碑，四面镌刻有《重修双凤亭记》等碑文四篇，碑额上刻有双凤朝阳图等。“双凤亭”金字匾额，为1962年重修时郭沫若所题。

除了程乡坊、双凤亭，在黄陂，还遗存有为数众多的“二程”遗迹遗址，如鲁台望道、花柳前川、程夫子桥、聪明池、涵虚亭、二程祠（二程书院）、思贤堂、理趣林、流矢湖，在木兰山胜地有夫子台、白云洞、古贤堂等，这些遗迹遗址今天虽大多已不复存在，有些甚至在历史上因战火、天灾屡毁屡建，且每重建一次，规模就会扩大一次。而今天的黄陂与“二程”相关的地名、街道名或村名就更多了。可见，二程在黄陂的影响深远。

鲁台山东边有湖名流矢湖，相传二程练习射箭，曾流矢于此。 鲁台山下有聪明池，在二程祠内，相传蛙不鸣，蚊不叫，旱不涸，水不溢，后掘土得一石龟，中有八卦，被人窃去，这四种奇怪现象不复存在。二程当年在此攻读，凿潭喻道，故池中筑亭，称涵虚亭。有碑文云：“半亩方塘一个亭，森森万象入虚明。百年心印今犹古，怪得蚊蛙不敢鸣。”池前数步为前川，即“傍花随柳”处，昔日花红柳翠，程颢曾有《春日偶成》诗记其在此春游之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二程祠前半里地有理趣林，二程当年读书时植柏为林，情与景会，理与心契，虽在陋巷，而乐得其趣。此外，白去洞、西郊桥（又称程夫子桥）、水台都是二程游经之处。

两程故里虽然两程一生不得志，但其对儒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却是历史尘埃所难以掩盖的。其实，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两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宋理宗封程颢为河南伯，封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则又分别加封为豫国公和洛国公。

明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5年），皇帝下诏命其故居为“两程故里”，并诏以颜孟例敕修规制，总面积4592平方米，坐北面南，整体布局为五节大院。两程出生于父亲任官的湖北黄陂，后来随父亲迁居洛阳履道坊。公元1082年，程颐想在洛阳龙门山一寺院旧址讲学，就给时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去了一封信。文彦博回信称“龙门久荒”，就把自己“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大概是他的一座“别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有了著名的程颐广授门徒的“伊皋书院”。

少年“二程”离开黄陂后去了洛阳，但后裔仍然集中于武汉市黄陂区附近。据黄陂“二程”文化研究会介绍，原来，“二程”的嫡系子孙中有几支大概在明洪武年间又从外地迁回了黄陂，分居在黄陂前川街道的的18个村民居委会，一共近2万人。除此之外，黄陂附近的县市，如孝感市的丰山镇、武汉市新洲区的李集镇、红安县的二程镇等地，也散住着一些“二程”后人。

经该会几年的走访调查，黄陂一带发现了由外迁来的几支比较大的支系。影响力最大的第一支，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程家墩一支，被族人尊为一世祖的程尚仁是“二程”的第20代孙，他有三子，其中长子一言的后人世代居住黄陂程家墩。第二支是程颐的7世孙程梧之的儿子程万二，于明洪武二年奉诏从洛阳迁来，落脚于黄陂的姚集镇。第三支是程颐的8世孙程德用之长子程祖一，常思返先祖故里，于明洪武2年从河南洛阳迁来黄陂西黄孝河边的老屋湾，改湾名为“港边程”（后归孝感管辖）。程祖一的14世孙程金榜带着全家人，坐乘牛车迁居回了黄陂李集镇创建家园，人称“牛车程”，如今传了十几代人。第四支是程文炳、文焕两兄弟从江西迁来黄陂长堰地区的鹿儿山，创建“路边程”。第五支是同样也是明洪武初年从江西迁来的程旺祖，子孙定居于黄陂区的六指街道。

这些至今还居住在黄陂的程氏家族，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生，有家谱证明为“二程”后裔的。他们迁居来此的政治根基和条件，正是因为这里是先祖“二程”的出生地。有的家谱甚至记载着为守护二程遗迹、供奉二程祠堂而迁居的目的，这自然也是仰慕先祖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姜宸英曾概括说：“河南二程子以持敬之学教学者。其旨以严恭俨恪为要，其功始于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之间，而推之至于尽性达天知命，盖作圣之基，学者无时而可离者也。”

熊赐履称：“自尧舜以来，圣圣相传，不越一敬。敬者，彻上彻下，成始成终之道也。„„二程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复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谓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

《如果这是宋史》一书的作者曾挖苦说“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