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主题三部曲：寻求、逃离与同化。

索尔·贝娄从他的第一部作品《

在美国文学史上，贝娄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所构建出来的崭新的文学世界和所塑造出来的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贝娄的文学世界与贝娄自身的犹太身份相关，即他所塑造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犹太民族特色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被海明威式的“理性”或福克纳式的“意识”所主宰的世界，也不再是人类的信仰永远处于被扼杀的恐惧之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和实实在在的人性构建而成的。如果说之前的那个文学世界主要是一种理性的世界，那么贝娄的文学世界则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情感和性灵的世界。

贝娄笔下的社会，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场所还是艺术化的虚构之地，虽然也往往被贝娄塑造成“几近恐慌的失序”之地，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贝娄“无疑是当代美国小说家中被评论最多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贝娄研究者恰兰坦·库尔舒埃斯塔就说“大量有关贝娄的研究已开始达到一个小型产业的规模”。格洛丽娅·克罗宁和博兰·豪尔在他们的Saul Bellow：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第二版中就收录了46部评论专著目录，重要评论文章目录1200余篇。

在1200余篇评论中，总论占343篇，评《奥吉·马奇历险记》的74篇，《晃来晃去的人》32篇，《院长的十二月》73篇，《雨王汉德森》90篇，《赫索格》151篇，《洪堡的礼物》64篇，《赛姆勒先生的行星》90篇，《只争朝夕》59篇，短篇小说46篇，《

贝娄是在捕捉当代生活的真实性和千奇百怪的世态方面最为成功的作家。

——西格尔（Ben Siegel）（美国著名批评家）

贝娄创作思想中的双重性，主要是指他的创作思想中不仅有他作为笼统意义上的美国作家所追求的“普世价值”的成分，还有他作为美国犹太作家阐发自己民族诉求和价值观的成分。这二者的结合既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也产生了彼此抵消的作用。

贝娄从赞成普罗斯特的主张，到反对黑格尔的观点，再到批评与他同代作家的保守，归结起来，他的创作、尤其是其后期创作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或突破了所谓“作家应该以能保护自己不受政治牵累为限度来参与政治”的主张。但这一突破的结果，却导致他的后期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生硬的说教成分，他在早期作品中那种感人的细节描写则弱化了。

创作与政治越来越多地发生关联，是贝娄创作思想发生转变的信号，但不管怎么说，对他创作思想发生根本影响的，还是他那句著名的“我们都是幸存者”，或马拉默德所提出的“人人都是犹太人”的主张。

不管在贝娄的创作中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他跨世纪的创作历程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这里回溯这位伟大作家的文学史意义、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他创作中的犹太性，既是一种追念，也是一种学习。尤其是贝娄的人道主义思想更值得我们关注，其中虽不乏其犹太民族特性和理想色彩，但它散发出来的真诚和善良的美好光辉却温暖、慰藉着整个人类。 

——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