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枕

草枕

《草枕》以

夏目漱石的创作意图与当时的文坛倾向有关。当时文坛主流文学是

“我”，30多岁，是一位画家。“我”不急于赶路，脚步散漫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原本打算到那古井写生，却一路悠闲地观察周边之景，只是停留在心中思考作画，并未落笔;并且认为美在“余裕”，故闲静的春天、自由自在的海水、安闲的木瓜花、悠闲鸣叫的鸽子等自然之景都是“我”所喜欢的。而像云雀那样急促地鸣叫， 把周围的空气变得难以忍受的“非余裕” 则是“我”想避开的。

那美曾一度离开山中嫁往都市，却以失败告终，再度返回山里。那美恋爱生活中遇到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在京都上学时认识的，另一个是当地城里的财主。她一心想嫁给那位京都的公子，父母却硬逼着她嫁给那家财主。这财主是因她长得标致才看重她，两人总是合不来，后来那财主的银行倒闭了，她便离开丈夫回到了娘家。村里人却都说她心狠，无情无义。

《草枕》主题思想：以“非人情”的心境去观察审美对象，思考人世。

作者在作品的第一章节中曾这样写道：“诚然，作为人世上的一分子，尽管十分喜爱，也不会长久置身于非人情的环境之中。渊明不可能一年到头都盯着南山瞧个没完，王维也不愿意在竹林中连蚊帐也不挂一直睡下去。‘我’当然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作者在《草枕》中所要宣扬的，并不是生活上的避世隐居，而是心灵上的超脱淡薄。 

《草枕》的主人公为了忘却世俗的烦恼来到山中温泉旅行，因为作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在这个尘世间并不存在“非人情”的天地，因此，特意来到人烟稀少脱离尘世的山中，避开都市的烦恼和情感纠葛，求得精神上的一时解脱。画家的旅途就像陶渊明和王维的诗歌里所描绘出来的诗境一样，切实体现了作者“直接从大自然中吸收，即使是短暂的也要尽情地徘徊在非人情天地的真挚的愿望”。

夏目漱石虽然从汉诗创作中积极地寻求“非人情”天地，并迫切地期望要在其中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但即使是在可以寄托自己精神世界的汉诗世界里，也存在因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痛苦而烦恼的情形。夏目漱石标榜的“非人情”之旅是短暂的、一时的，它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里去。《草枕》的主人公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与女主人公那美一起乘船下河的场面，就是返回现实世界的场面。不管主人公在山中那古井温泉的所见所闻以及所经历的事情多么的“非人情”，那只不过是漫长而痛苦的人生旅程中短暂的解脱而已。既然生在烦恼甚多的尘世间，就永远不可能摆脱掉世俗的烦恼。 

现实世界充满烦闷， 难居却又不可搬迁。此时，艺术之士的使命应运而生，他们创作的诗画正是为世人排忧解闷、使世界变得娴静愉快的途径。确切地说，作者认为艺术世界是非人情的世界。

“非人情”有两层涵义：第一，在艺术鉴赏中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细心观察人世，将自己的利害束之高阁，从而创造或欣赏美。保持这样的审美心态，还需做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第二，“非人情”是相对“人情”而言的。在《草枕》中，漱石对轮船、火车、权利、义务、道德、礼义等感到腻烦，认为西洋诗充斥同情、爱、正义、自由、金钱交易等内容，批判西洋诗这种以吟咏人情为根本的庸俗性质。“非人情”排除人情与道德的烦恼，最终指向自然之美。

在《草枕》中，画家喜欢呆在宁静的山村里，认为“能够这样一直呆下去的是幸福的人。在东京要是这般呆着，立即就会被电车轧死。即使不被电车轧死，也会被警察赶走。城市这种地方，总把太平当乞丐，总把贼的头目和侦探付高薪。”这与其说是对东京的讽刺，不如说是对与20世纪的东京相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反抗与谴责。用《草枕》中的一句话来总结——“醒悟和迷惘虽然时常争吵不休，却又能共处于一室”。这种矛盾对立又共存的道理，就如世界和而不同，亦能呈现精彩与美妙。

作者继承了日本人传统的悲剧审美趣味，弘扬了日本民族关于“和”的文化精髓;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出“余裕”“非人情”“则天去私”等独树一帜、颇具个人特色的美学思想，宛如夏夜耀眼的星辰，绽放睿智之光。尽管作者的思想有一些模糊和矛盾之处，从而遭到一些质疑或非议，但正所谓瑕不掩瑜。这些瑕疵不足以掩盖作者在日本美学史上所作出的贡献。

非人情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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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草枕》缺乏情节性。——夏目漱石研究家兼评论家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67—1916)原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 主要作品有小说《我是猫》、《哥儿》、《虞美人草》、《三四郎》、《后来的事》、《门》、《行人》、《心》、《明暗》，及作品集《漾虚集》、《梦十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