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变

地狱变

崛川大公手下的画师良秀是一个形象丑陋、脾气古怪、傲慢自大的怪人，但由于他在绘画上的名气和才气，顾得大公的器重。大公想要将良秀的爱女收房，但是被良秀拒绝了。良秀在艺术上有种怪癖，喜欢以现实的人物为原型来描绘妖魔鬼怪，甚至不惜为此而折磨别人：但他对自己的女儿疼爱有加，又显示出父爱的慈祥。为了报复良秀，一次，良秀受大公之命画一幅名为“地狱交”的屏风，他把自己关在屋于里没日没夜的工作，半月以后，风屏的大部分已经完成，只剩下最关键的部分还空着。这时，良秀请求大公制造一场火灾，让一位穿着华贵的女侍锁在车内被活活饶死，只有亲眼目睹了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他才能完成作品的核心部分。大公答应了他的请求，几天之后良秀到现场观摩火灾，结果发现被关在车中的竟是自己的女儿，良秀起初大惊失色，惊慌悲痛，但随着火势的加大，在女儿叫喊中，良秀反而显示出冷静甚至愉悦的表情。火灾之后，良秀完成了地狱变屏风，而他本人也在第二天悬梁自尽。

《地狱变》取材于日本古籍《

在小说中，画师良秀在一开始就被描述为“吝啬、贪心、不顾面子、懒得要命、唯利是图—其中特别厉害的，是霸道、傲慢，放荡不羁，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恶人形象。他对于弟子，不断折磨与苛刻;对于周边人，他表现出冷漠态度，也引得众人厌恶。但是，就是这样孤傲不群、漠视一切的良秀，唯独对他唯一的女儿在生活上关爱倍加，在人性情爱上给予了一个不同寻常父亲的深情之厚爱。

良秀并非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只是对女儿的疼爱无法与其对艺术的热爱相媲美。因为认为“没有见过的场景没办法描绘”，良秀要求模拟焚车场景，而焚车场景最能表现地狱般的痛苦凄惨的，莫过于车中美女被焚烧的一幕。美好的事物被毁坏，花容月貌毁于一以，可称人间惨剧之极致。在良秀眼中，美好的代表除了自己的女儿不作他想，于是，想要完美地描绘出地狱的景象，不得不面对牺牲女儿的痛苦。良秀心底对此早有意识，所以才会一直受到内心的谴责，噩梦缠身。

小说之中，画师良秀的女儿年纪十五岁，在崛川府邸当小侍女，是一位“娇美”的姑娘。尽管早年丧母，缺少母爱，但是却“特别懂事、伶俐，对世事很关心”，因而博得大公府里众人的喜爱。作为一个性情温和的孝女，她对于自己的父亲也尽孝道，还有一颗怜悯之心。为了从小公子手中救下小猴，她曾求情微笑说：“它叫良秀，是我父亲的名字，父亲遭难，做女儿的怎能不管呢。”逼得小公子没法子，只好就此收手。这一点亦体现出其尽管纤弱无比，但是有着一种无畏之勇气，让人感受到“博爱”与“仁善”。

大公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权力者，大公的地位、权威、名誉和尊敬并不是实力所取得的，是上天赋予的。不仅人间，连地狱也有权威，是神一样的存在。如果违背他的意志和命令，等同于挑战神的权威。但即使是这样的神，竟然会让宠爱的孩子站在长良桥的桥柱上，甚至烧死妙龄少女。这些实际是老爷表而的“神”和内心的“恶”的鲜明对立，把人性的矛盾表面化了。

崛川大公不是普通人，他是封建王朝道德和秩序的代表者，拥有很大的权势。正像文章所说的那样，大公不仅是神威无比，也是本朝秩序的最高代表者和本朝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在他看来，任何违背本朝秩序的，或者说是违反他的叛逆者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大公与很另类的艺术家良秀势必会存在矛盾和冲突。

虽然，芥川意图始终忠于他冷静、客观的视角和幽默、嘲谑的风格，但他依然巧妙地于细微处昭示了他对良秀心灵悲剧的关注或觉悟，或者说，芥川是以良秀的形象曲折地表达了对艺术家人生悲剧的感悟。良秀一方面残酷无情，动辄残害其弟子以求胜于艺术，另一方面又发疯般地疼爱着他的女儿，甚至会到纠合街上一些无赖之徒暗地里狠揍对女儿恶意中伤的人。他的双重人格使读者必须重新审视他，可以说，艺术和女儿是他的生命，但二者受到的威胁令他不安、忧郁，“良秀是个刚惶自用的老头子，不知怎么，却变得特别脆弱，不时在没有人的地方独自哭泣。尤其是有一天，因为有什么事，一个弟子走到庭前，看到师傅呆呆站在廊下，眺望着春日将近的天空，双眼含满了泪水”。不用说，良秀残酷冷漠的外表和行动背后有一颗至情的、柔弱的心。他悲剧的性格使他不见容于现实，不见容于世人。现实的贫困，世人的侮辱，或者作为艺术家那种敏锐的心灵又使他清晰而深刻地体味了社会的虚伪、险恶及人的卑俗、无知，他从执着于艺术，对艺术的痴迷和疯狂是他在现实困境中无以突破的一种抵御或逃避手段，他以艺术宣泄他灰暗的、绝望的人生感受，他画地狱，画地狱中挣扎的罪人，上至公卿贵族，下到乞食贱民。画地狱的烈火等等，他对丑恶的美偏爱到极致。或许在他的意识中，人生即地狱，所有的人们不过是地狱中挣扎的悲剧灵魂。这同时也是作家芥川心灵里人生悲剧意识的流露。

芥川还冷峻地表达了他对艺术的独特认识，当然仍是寓于良秀及其艺术所表达的。良秀由于悲剧的性格和悲剧的心灵，而妄图逃避于艺术天地里，于是，他英勇地以艺术为法则，对艺术宗教般地信仰，从而艺术于他超越了伦理，超越了生死，对现实虚伪道德法则、现实邪恶势力和庸俗氛围都极其漠然鄙视。但艺术毕竟不是脱离了物质和现实的神或天道对于良秀来说，艺术因无法自由兑现而赋予了自身无穷的悲剧性。良秀其人其艺术是隶属于权势的。良秀为格守艺术、执着艺术，放弃了道德法则，最终不惜付出牺性生命的代价，当他面对烧死爱女的烈火平静而庄严地作画时，他超脱了人生，以对艺术宗教化的理解和追求超脱了世俗人生。他所弘扬的生命情调是崇高、悲壮的;他以自身悲剧经验影响了艺术，艺术因此充满了内心的呼号与挣扎，所以，与其说艺术拯救了良秀的灵魂，莫如说，良秀以生命、情感赋予了艺术超越世俗的魅力和光辉，纵然艺术始终囿于权力之下，最后丧失于权力之下。

艺术是脆弱的、空灵的，根本无力抵抗现实的邪恶和权势的凌辱。艺术唯以人类的牺牲维持自己的庄严，使权力者卑微的人格相形见细，但往往为权势者的罪恶、阴谋所利诱，因此，良秀残害了其弟子、毁灭了其女儿，最后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但依然不能摆脱崛川老爷财力和权势的压迫，依然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艺术是孤独、崇高的，是不折不扣的大悲剧，然而艺术正是由于承受苦难。从困局中升华，表现了良秀或者说芥川的高卓的悲剧意识。

良秀之女被认为是《地狱变》的灵魂人物，是“地狱”中的天使，是集外貌的美丽与心灵的魅力于一身的身份性的、象征性的存在。但是，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美”不可长久，从而激发了封建领主掘川大公的占有私欲，促成了父亲追求艺术最高境界的梦想，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良秀之女这一无名的身份上所体现的性格与命运，可以说是日本古代传统女性所具有的一般共性，一个至善至美的柔弱女性只能屈服森严的日本等级制度，沦为当时社会的牺牲品。芥川龙之介创作的这样残酷性的人间悲剧，一方面展现了一种纯粹的艺术之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底层无辜的人们所遭受上层统治者摧残的痛苦之惨状，将当时社会封建领主骄奢淫逸的黑暗之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地狱变》具有极为精巧的结构设置和叙事手段，这使得情节其实并不十分复杂的故事充满了魅力。串连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开头就自报家门：他是服侍崛川大公20年之久的老仆人，对大公的身世、为人、逸事等都了如指掌，于是整个有关《地狱变》的故事便在老仆人的叙述中拉开了帷幕。然而随着故事的进展，读者渐渐会发现，这个叙述者本身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形象，他自称自己是“庸人”、“生来鲁钝”;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对其前因后果也交代得含混不清。这就让读者不禁心生疑惑，不敢完全相信叙述者的介绍和评价了。

这个叙述者的形象，与其说是对主人“忠心至极、钦佩至极、仰慕至极”的“愚忠”的形象，不如说是芥川故意设置的一个“面具”。因为他对大公过于热情的褒扬其实让人一开始就将信将疑，对大公各种行为反复申明的道德评价也让人很快就失去了信任，而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

日本文学评论家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生于东京，本姓新原，父经营牛奶业。生后9个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为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封建家族。龙之介在中小学时代喜读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也喜欢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习期间与久米正雄、菊池宽等先后两次复刊《新思潮》，使文学新潮流进入文坛。其间，芥川发表短篇小说《罗生门》(1915)、《鼻》(1916)、《芋粥》(1916)、《手帕》(1916)，确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学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任教，旋辞职。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职，但并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身份来中国旅行，先后游览上海、杭州、苏州、南京、芜湖、汉口、洞庭湖、长沙、郑州、洛阳、龙门、北京等地，回国后发表《上海游记》(1921)和《江南游记》(1922)等。自1917年至1923年，龙之介所写短篇小说先后六次结集出版，分别以《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6个短篇为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