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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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鄂梅

给文学青年穿上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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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17 0:10:47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　按照原型论的观点，小说里的故事最终可以简约为十来个原型或模型，但我们在读小说时却不似理论家所断言的那么单调那么如出一辙，我想天底下的故事如果真的只有十来个原型，而我们读小说从来也不会感到腻味，这应该得益于小说家讲述故事的能力，同样的故事原型在小说家的笔下千变万化。所以衡量一个小说的好坏，不仅要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还要看它以什么方式讲故事的。我注意到，当前小说的叙述正沿着美学和历史两条轨道向着精神层面滑行。

在美学的这条轨道上，也许可以谈谈姚鄂梅的小说。倒不是说她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如何出类拔萃，恰恰相反，这正是她应该刻意追求的方向。她处在创作旺盛期，今年我就读到她的一个长篇、四五个中短篇，有时候我觉得她总是在讲故事阶段停滞不前，缺少那么一点神灵的点化；但她在小说中不时表达的一个关于美学至上的主题吸引了我。比方说她的长篇小说《比天还要高》（载《当代》第4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当代物欲社会中的乌托邦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位热爱诗歌的年轻人，诗歌带给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他们甚至为了逃避世俗的烦恼，跑到新疆边地，在一个叫陶乐的荒野建造起他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她描述三位年轻人如何怀揣着诗歌而有滋有味地餐风露宿，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困，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又是多么富有。当然可想而知，年轻人设想的世外桃源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陶乐最终成为了一片荒地，康赛则被找上门来的母亲押回了老家，成了一名循规蹈矩的职员。姚鄂梅以相似的故事原型编出了另外一个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载《钟山》第4期），但这篇小说没有了《比天还要高》中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完全回到现实世界，揭示了文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但杨青春这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仍然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文学就像是一身铠甲，护卫杨青春的精神不受伤害，但这身无形的铠甲却无法护卫他的身体，无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顿、身体日益衰弱。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文学爱好者在现实中碰壁的故事，但作者始终是以一种对文学抱有神圣感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就像小说标题所表示的那样，作者姚鄂梅的心气确实比天还要高，尽管按故事逻辑的发展，她不得不安排作品的主人公在生活中处处碰壁，但文学在她内心里有着神圣般的地位。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把她看作是行进在美学至上的轨道的。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绝对是很需要的，因为文学的软弱无力也与我们自己作践文学有关，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几乎就成了一种泄欲的工具，毫无美学可言，更不要说美学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没有贫瘠的年代，只有贫瘠的诗人。”因此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

在历史的这条轨道上，我愿意以韩少功近期的中篇小说《报告政府》（载《当代》第4期）为例。这篇小说实际上就解答了历史轨道的含义。所谓历史轨道，是指小说家对客观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描绘遵循着历史的理性逻辑，一般来说，这类小说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过去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得越真实就越是现实主义，所以导致小说的写实性越来越形而下，越来越低俗无聊，越来越缺乏精神的烛照。这类小说其实算不上合格的现实主义，合格的现实主义应该体现着理性精神和理想精神两大原则，也只有体现了这两大原则，小说才能沿着历史轨道向着精神层面滑行。《报告政府》把我们带到了监狱里面，主人公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韩少功在小说中不仅是揭露和展示，从他对情节和人物的精神组织安排中可以体会到他的理性分析和对社会理想的呼唤。向本贵的《赌局》（载《中国作家》第9期）也是一篇充满严肃理性思考的写实性作品。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这样的小说是在历史轨道上滑行，因为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真实的生活，而是要把历史现实放在理性的尺度下丈量。

作家不管从哪条轨道出发讲述故事，都应该把读者导引到精神层面，只有这样，小说才真正成为了文学。

“十年坐冷凳”的修炼

姚鄂梅，湖北宜昌人，生于1968年。先后担任过出纳、文秘、办公室主任等职，现居南京，为自由撰稿人。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作品多数被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选载。中篇小说《马吉》获湖北省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5年度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黑眼睛》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小说排行榜、名家推荐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现就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

“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个耽于内心生活的平常人，若无其事地隐没在人群中，悄悄进行自我修炼。”视创作如修行，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神圣与虔诚，而姚鄂梅经历的却是“十年坐冷凳”的修炼。她说，“漫长无边的修行，得之不易的小小领悟，这就是一个写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因此，有评论称，她“写作这样的文字是需要勇气、力量与人生的大阅历的”。

“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

姚鄂梅的文学之旅从她的“蹉跎岁月”开始。从1986年中专毕业到2003年之间很长时间里，她悄无声息地生活在湖北宜昌的一个小县城。在那个狭小的、“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世界里，她的生活是很多人羡慕的:做过出纳、文秘等办公室职员之后，又以出色的能力成为当地中国银行办公室主任。然而，对她来说，这样的世界与这种生活是干涸的，修行者需要的是心灵的甘泉。她说:“虽然生活安定、收入不低，可总觉得心灵荒芜，想得到滋润。”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姚鄂梅有一种近乎狂热的“逃跑”情结，常常一个人想方设法、不计后果地到处游历。她说，那些年“我的魂魄掉在了路上”。家乡有座公路桥，这是她以及小城里的人们走向外界的必经之途。对她来说，这座桥似乎是神奇的，就像此岸与彼岸的中介，它通往遥远和未知的远方，通往神秘和神奇的世界。一踏上这座桥，她就感受到一种来自远方的召唤。至今，她还能清晰地听到留在桥上的那些怦怦的心跳。

然而，生活永远不是随心所欲的。最后的一次游历，她来到新疆，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她很偶然地遇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而哥哥的电报也接踵而至:单位欲除名，回否请权衡。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快乐，原来是建立在家人的巨大容忍和牵挂上的，应该“改邪归正”了。于是，她结束了漫游，乖乖地回家，回到现实。

那些年，她虽不着一字，但却完成了对文学的心灵回归。“我在嘈杂和喧嚣中行走，内心却在黑暗和孤独中日益靠近文学这颗种子，这就是那些游历带给我的收获。”这种游历，也是她文学心灵的成长历程，被融入后来的《脱逃》《马吉》《像天一样高》等小说中，那些主人公们通过远游，在现实的挤压与砍削中腾挪，终渐渐有了阔大、坚强而柔软的心灵，这亦如姚鄂梅。

写作是一种马拉松

在小城生活的日子里，让姚鄂梅犹如秋天枯叶一般的心灵有了湿润经脉的，不仅是远游，还有当地那个小小的邮局，为她的心灵世界提供汩汩源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姚鄂梅在当地邮局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自己喜爱的东西。那里有《作家》、《收获》、《星星诗刊》、《绿风》等文学期刊，这太让她惊喜，“我那时只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她沉醉在邮局的书香世界里。当然，那时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她将来会学着写点东西，而这小小邮局，对她的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很多我所喜欢的作家都曾经是我的引导者，有一种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当我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巨大的激动与喜悦让我一次又一次中断阅读，我不得不将它放在一边，心潮澎湃地拿起笔，动手写起自己的作品来。”

1996年，姚鄂梅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脱逃》。2003年开始，她进入创作的繁盛期。至今，她已发表长篇小说2部，中短篇小说20余篇，共一百余万字。也就是在这一年，她结了婚，随丈夫来到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生活并非意味修行圆满。在姚鄂梅看来，写作是一种马拉松运动。她对文学有着清醒的认识，文学并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甚至在所谓精神食粮中，文学也不是第一需要。对很多人来说，文学不过是青春期留下的后遗症。而“其实，文学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这些人偏安一隅，忘情其中，无意哗众取宠，却偶出惊世之作”。青春期过了，文学才开始了漫长的马拉松。

一边生活，一边写作

在姚鄂梅的笔下，大多数作品都有一个主题:平凡人的梦想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的。她说，这跟她的生活观相同。在她看来，活着是不容易的，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和体悟的过程，“无论男女，都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苦包围着，不是梦想被击垮，就是困顿不堪。”“而一个写作者与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区别就是，写作者总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伤害。”

她说，小说虽然源自生活，而它却像飞翔的鸟一样，总是想飞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虚构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才能”。通过虚构的生活表达自己独特的思考与发现，既要有浓郁而独特的日常细节，又要像藏于肉中的骨头一样，有坚固而柔韧的力量，“这正是小说艺术的困难所在吧”。

但对写作，姚鄂梅有着修行者般的虔诚与谨慎。她十分喜欢许多年前读过的《金蔷薇》，她说:“我觉得锻制金蔷薇的过程，正是一个写作者修行的过程，用心收集，仔细甄别，大胆取舍，千锤百炼，最后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朵金蔷薇。”这种过程是痛苦的，姚鄂梅意识到:“永远存在这样一种比例，写作者的内心厚度达十分，作品的高度才二三分。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比例，但它确实存在着，而且很难逾越。”然而，这也是苦苦默修的动力，“幸好作家不必在一部作品里全方位展示他内心的丰厚和广袤，这正是作家们为什么会接二连三不停地推出新作的原因”。

所以，她说，自己不会停留在某部作品上，写作永远是不断前行的。“目前和以后，唯一的打算，还是一边生活，一边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