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希腊文：Πλούταρχος；拉丁文：Plutarchus，约公元46年-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以《比较列传》（οἱ βίοι παράλληλοι）（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闻名后世。

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出身于希腊中部波奥提亚地区喀罗尼亚城(Chaeronea)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他幼承庭训，养成了对知识的爱好。青年时期游学雅典，曾受业于名师阿谟尼乌斯(Ammonius)，受过数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训练。还曾遍游希腊各地，到过爱琴海诸岛，访问过埃及、小亚细亚、意大利。所到之处，他都极为留心搜集当地的历史资料和口碑传说，从而成为一名饱学之士。后来，他来到罗马讲学，研究罗马的历史，同时结识了许多名人。

他一生经历了罗马帝国前期的3个王朝-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据说，他曾经为帝国的2个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图拉真曾授予他执政官的高位，后来哈德良又提拔他担任过希腊财政督察。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喀罗尼亚度过的。在故乡，他一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一面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参与政治活动。据说他在家乡还开办过一所学校，所授课程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晚年他又出任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

普鲁塔克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当时，地中海周围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日趋强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彼此影响、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迎来了欧洲古典文化的又一个高峰。普鲁塔克的学术成就代表并反映了这种文化融合的趋势和现状。

普鲁塔克撰写的《传记集》又被称为《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就是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文化融合趋势的集中体现。此书显然是想强调一个历史事实，即希腊和罗马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都产生过同样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了不起的民族。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普鲁塔克在著作的结构安排上也是独树一帜、寓意深刻的。在《传记集》中，除了4篇是单独的1人1传之外，其余的46篇都是以类相从，组合成了23对合传。他从希腊和罗马历史上的古代伟人中，各挑选出1个他认为命运和气质相类似的人物、以对照比较的形式分别为他们立传，最后再加上一篇类似短评的文章，构成一部合传的全部内容。譬如：他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与罗马的恺撒组成合传，就是因为他认为这2个人都是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怀有极大的野心，又都精于战术、果断勇敢、富有冒险精神、不辞艰辛，也都很幸运，并且都无视关于他们自己的灾异等。

作为一个希腊人，普鲁塔克撰写的希腊名人传都是很成功的；相比之下，罗马名人的传记却写得不尽如人意。尽管他在罗马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对罗马的历史、制度和习俗仍然比较生疏，再加上他不能熟练地阅读拉丁文的文献(只是晚年学过拉丁文)，以致于影响了他的发挥。

普鲁塔克的哲学观点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典型的折衷物。他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以及毕达哥拉斯等各派之说，尤其重视伦理道德问题。

普鲁塔克认为：人生应当以道德为准绳，应当受理性的节制，要中庸克己、符合人道、不慕荣华、不图虚誉。他为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名人立传，主要不是写历史，而是为了通过对传主进行伦理上的评价、并以此来阐发自己的伦理思想，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垂训世人。在《亚力山大传》的序言中，他明确地写道："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在许多著名的事迹里，并不一定能够看出这些英雄伟人道德或不道德的一面，而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言语，常常比造成数万人死亡的战争、或大规模的布阵、或对城市的攻防，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我把大事迹或战争的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

同这种写作宗旨相一致，普鲁塔克在写作过程中采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常常从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引伸出他的伦理思想。譬如在《梭伦传》中，他叙述完梭伦访问米利都的泰勒斯、并得知泰勒斯不关心娶妻生子的原因是害怕失去亲人的痛苦一事后，发了很长的一段议论：

"如果由于害怕失掉就不去获得必需的东西，这既不合理，也不足贵。因为按照这一原则，一个人就会为了害怕失掉的缘故，不可能从占有财富、荣誉、智慧而得到满足。的确，即令像德行这种世界上最宝贵、最可爱的财产，也每每会被疾病和药物所夺。泰勒斯本人虽然没有结婚，也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忧虑，除非他不要朋友、不要亲戚、不要祖国。……当一个人没有受过理性的锻炼，不能忍受命运袭击的时候，使他受到无穷痛苦和恐惧的，并不是仁爱，而是脆弱。这种人即使得到了他所渴求的东西，也不会享到快乐；他会经常满怀忧惧和挣扎，生怕将来失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可用贫穷来防止丧失财产，用离群索居来防止失掉朋友，用不育子嗣来防止死掉儿女；应该以理性来对付一切不幸"。

像这样的道德说教，几乎在每一篇传记中都可看到。

这种写作态度，使得普鲁塔克不能够完全遵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严谨作风，以致于影响了他在史学上的地位。

在他看来，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真相、历史年代是否准确无误等等都是次要的。他的目的只是通过记述传主的一些生平事迹，收集并列举一些能够成为后世楷模的品德和人格的实例而已。

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他在《梭伦传》中再一次绘声绘色地记述了梭伦与克洛苏斯的那场对话。尽管他事先清楚地知道这件事情是不真实的，但是就因为这场对话很有教育意义，所以他舍不得放弃。同时他还为自己写了一段辩护词："有人企图根据年代记来证明它是虚构的。但是既然一个故事这样著名、这样确凿有据、尤其是这样与梭伦的品格相符、这样和他的雅量与智慧相称，我就不能因遵守任何年代记的条规而主张将它否认"。由此便产生了他在选择史料时的片面性，产生了他那喜欢描写人物心理细节和奇谈逸事的写作倾向，也导致了他的历史方法的非批判性。

然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地看到：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绝大多数是有事实根据的，甚至还由此而保留了许多原著已经丧失的希腊古诗和戏剧作品的内容，再加上他在引用这些古代作品时往往都标出它们的来源，因而他的《传记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时必不可少的要籍。又由于传主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而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看到那个时代的缩影。后人关于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印象，大多来源于这部传记作品。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普鲁塔克堪称是一位刻画、描写人物的高手。

他善于从传主的生平经历及诸多事件中，提炼出一、二件能够反映其性格特征的小事、作点睛之笔，从而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性格更加鲜明。同时他还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来描绘人物的外貌和性情，因而能给读者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普鲁塔克的这种优美生动的文笔，有助于《传记集》的传诵，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所宣扬的伦理观念，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也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完善了自色诺芬草创以来的传记体史书的体例，最终确立了西方史学中传记体史书的地位，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他儿子拉姆普里亚斯(Lamprias)为他编订的著作目录里，列举了他227篇著作的书名。这本目录里列举出来的大部分著作已经散失，仅存83篇。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除了这83篇之外，还有后来发现的、且未被目录收进去的作品18篇，以及仅存残篇的作品15篇。后人把他现存的这些作品分编成2本集子：《道德论集》(Ethica，亦作Moralia)和《传记集》(Parallel Lives)。《道德论集》包括60多篇论文和语录，广泛地探讨了伦理、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文学等方面的问题，是了解普鲁塔克的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准确地说，他主要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道德学家。然而，广为流传并使他久负盛名的却是那本包括50篇传记的《传记集》，而不是《道德论集》。

现存的《比较列传》有46篇是成对的（一个希腊人物比较一个罗马人物，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比较凯撒大帝），另有4篇独立成篇。普鲁塔克在书中表明，该书的目的并非记载历史，而旨在说明人的性格如何决定命运。除了《列传》，普鲁塔克也留下大量杂文，后世学者习惯统称《道德小品》（拉丁文：Moralia），现存70多篇，部分疑为伪作，这些杂文的题材广泛，趣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