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听风吟

且听风吟

小说《且听风吟》是

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的日本“反安保”运动和1968年的“全共斗”学生运动显然都是无可规避的存在，两次史无前例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使得1960年代的日本社会风云激荡。从旧金山和约至安保斗争为止，贯穿社会能量之中巨大的思想源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运动从东京大学开始，迅速波及日本全国各大学的校园，演变成反对大学与国家强权结为一体的社会问题。

小时候“我”是个沉默寡言的少年。“我”14岁那年，通过精神科医生的“语言”治疗，“终于成了既不口讷也不饶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我”在21岁的夏天从东京回到家乡，和朋友“鼠”度过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假期。期间邂逅了“左手没有小指的少女”，继而发生了一段若有若无的情感。

“我”有健忘的毛病，他记不起和初恋女孩分手的理由，也几乎忘记了给他点歌的女孩子的名字。“我”苦闷了八年之久后决定一吐为快，29岁的“我”开始创作小说。“我”从哈特菲尔德那里学习文章的方法。29岁的“我”却置身于喧嚣的东京。

“鼠”30岁，作家，出生于富庶之家。“鼠”不喜欢自己的家庭，厌恶父亲不择手段赚钱的生存方式，厌恶有钱人。“鼠”在孤独中爱上一个女子，却无论如何无法走进她的世界，“鼠”的孤独令人绝望。“鼠”是青春时代迷失“自我”的典型人物。

“杰”出生于1928年，他是杰氏酒吧的店长，旅日中国人，日语说得地道又调皮。“杰”的名字是驻日美国军人起的。“‘杰’这个人沉静得出奇，绝口不谈自己的事。”饱经风霜的“杰”传达的是爱与和平，相对于从17岁到20岁左右的“我”和“鼠”，他就是“我”和“鼠”的“精神父亲”。

《且听风吟》主题思想：一代日本青年内心的孤苦与彷徨

对于日本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战后日本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超速发展的经济将日本变成一台巨大的金融机器，导致日本传统精神价值体系崩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冷漠，孤独成为每个日本青年、尤其是都市群体无法逃避的生活状态。

日本“全共斗”学生运动是冷战格局中发生的一场反对冷战霸权体系的运动。如火如荼的学潮把日本带入了一个政治的季节，《且听风吟》所描写的1970年夏天，正是“全共斗”运动走向解体的时候。反美的社会思潮，为日美关系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及巨大国家利益逐渐平息。被时代所伤害的一代日本青年，当稚嫩的激情骤然冷却之后，只剩下了背向体制的失落和生存的茫然。

《且听风吟》以二战后日本社会为背景，揭露了当时扭曲社会环境背景下艰苦度日的日本青年一代群体，他们有着空虚寂寞的内心，但却不能改变现状。

“在这个夏天，‘我’与‘鼠’疯狂地喝光了能够灌满二十五米长游泳池的啤酒，我们扔掉的花生皮可以铺满整个酒吧的地板，否则我们是不会撑过这个无聊的夏天的。”

“鼠”等日本青年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摇滚、爵士、无政府主义、酒吧、点唱机和性交成为生活的全部，他们生活颓废、无聊，可用一个词概括为“垮掉的一代”。

战后的日本青年有属于自己的无奈，无奈之中放空自己、回归故乡不失为一种灵魂的拯救， 以求释放长久以来灵魂与行为分离的焦虑感。“落叶归根”并不只是一种身体的行为，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更多地体现为精神的回归。当早已远去的往昔岁月再次被唤醒时，对于仍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疲惫不堪的日本青年就有了“治愈”作用。故乡带来了久违的温情和诗意的情怀，充实了破碎的青春之梦，在颓废的精神世界点亮了点点希望之灯。

回望的意义

《且听风吟》文本的叙述主体“我”讲述了自己21岁和29岁两个时间段里的生活状态。两者在历时性上一先一后，呈现一定的距离感;同时在小说的叙述结构中又浑然一体，后者以一种回望的视角将前者包含其中。正是由于小说的开始和结尾回望姿态的设定，使得前一个叙述时间段的陈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回忆性的描述，时光的流逝成为作者在现时体验中反复回味的对象。

《且听风吟》在结构上几条线并进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一方面反映了村上春树架构小说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小说追寻回忆的旅途更加多元化。

小说主要讲述21岁的主人公“我”的故事，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回忆。在小说的结尾处又回复到开始，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回望的视角。该小说的回忆结构彼此包含、交错，回望的视角也在不断地变换，使小说的纵深度在一次次回忆之门被打开的同时得到了加深，叙事也变得更为复杂。小说中回忆的坐标是多元的。

故事将21岁的“我”视为中心的回忆坐标，以此为参照，向前可延伸到更远的时间，向后则可跨越到真正的叙事者29岁的“我”的存在。29岁的“我”意味着小说的总体回忆有了一个最终的参照尺度，而事实上正是这个一直潜在的主体关照着21岁的“我”，从而使小说主干部分的故事成为了一种对过往岁月的呼唤。

“我”和“鼠”关于小说的一段谈话：“干吗老看书?鼠问。我把最后剩下的竹荚鱼连同啤酒一起一口送进肚里，收拾一下碟盘，拿起旁边刚读个开头的情感教育。“因为福楼拜早已经死掉了。”“活着的作家的书就不看?”“活着的作家一钱不值。对于死去的人，我觉得一般都可原谅。”虽然这仅仅是在选择小说方面的执拗，但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我”对于过去的、非现时的事和物的态度。正因为有现在的、已经成长的“我”，那些过往岁月中，即使是幼稚的，甚至充斥着谎言的“我”都能够被原谅了。“我”显然不是一个浸淫在过去的人，旧日的伤痕虽然历历在目，但回望的意义说到底在于接受残缺的事实，埋葬它，然后挣扎着继续生活下去。此时回望是确证丧失的过程，又是丢弃、遗忘的过程。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我”到达了哈特费尔德的墓前，在五月温存的阳光下，“我”觉得生和死都同样闲适和平和。“我”仰面躺下，聆听云雀吟唱，听了几个小时。生和死对应着现在和过去，这两个维度在风的低吟中终于交融在一起，内在的和谐感受为小说的全部回忆做了最好的注脚。

声音妙用

电话铃声在小说结构上的妙用：“电话铃响了”这句话均匀地分布在第12、18、22、33章的初始句子里，自成一段，并且电话铃响起后的“我”无一例外都处在21岁的18天中，而电话前对应的则大多是这18天里牵动的回忆的线。电话铃声是起提示作用的，同时也具备打破现时宁静，无条件侵入现时的功能，因此电话铃声在《且听风吟》中不仅赋予了小说以情节结构，而且有效地充当了时光机器的功能，在作家自在地展开回忆的同时，自觉地、有节制地将读者拉回到小说叙述的主线，即18天的时间当中来。

铃声的设置使得小说灵动起来。小说中广播节目的出现除了在最后担当起传达作者心声的作用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小说在听觉上的回响。尤其是引入沙滩男孩乐队的名曲加利福尼亚的女孩，歌曲将多元的回忆坐标巧妙地贯穿在一起，让小说更具可听性。从内容上讲加利福尼亚的女孩是一首赞美少女婀娜多姿的歌曲，与小说中涉及几位女友的叙述相契合，使回忆的断片不显得凌乱，而是整合起来突出时光流逝的主题。从情节构成上看，歌曲不仅成为“我”追寻年少时的“她”的开始，也促成了“我”和左手“没有小指的女孩”的再一次邂逅，同时一直贯穿到29岁的“我”。在第39章，村上春树写道：“那张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尽头。每当夏天来临，‘我’都抽出倾听几次，尔后一面想加利福尼亚，一面喝啤酒。”

《且听风吟》是村上所有小说的一个缩影，无论是主人公特立独行的性格，文本的语言风格，让人耳目一新的修辞，还是村上春树式的幽默都已经初见端倪。——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生于京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三十岁登上文坛，曾获谷崎润一郎等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29岁开始写作。作品有：《且听风吟》、《挪威的森林》、《1Q84》等。村上春树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