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阳

斜阳

故事通过和子的第一人称叙述和弟弟直治的日记与遗书的形式展开。主要讲的是与丈夫离婚六年的和子在

小说《斜阳》发表于社会混乱、价值迷离的

母亲举止优雅，形象唯美，堪称为日本最后一位贵族，她是太宰治心目中贵族的完美形象。在丈夫去世，家境落没之时，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怨言，并与孩子搬到了伊豆的田舍开始乡村生活。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物，最后也患病而逝。母亲的死，象征着贵族时代的结束。母亲对自己命运的落没毫无反抗，她不仅是落没贵族的代表，同时也是精神贵族的代表。在斜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真正的贵族大概只有妈妈了吧。她是名副其实的，让我等之辈望尘莫及。”可见母亲形象之完美无瑕，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母亲举止高雅，衷于自我，远离世俗，没有装腔作势，虚伪麻木等世俗的影子。然而即使这样一位贵妇，最后也不免患病离世。母亲的死，即意味着贵族时代的结束。

和子是落没贵族的革命者，她的思想与个性都和众人截然不同。和子虽身为贵族，可婚后却由于丈夫的猜忌而离婚，最后又由于家道的落没不得不搬到伊豆的乡下与母亲相依为命。残酷的生活以及母亲的离世终于唤醒了和子对生活的反抗意识。“没有爱情就不能结婚”，这显示了和子的爱情观：怀上情人的小孩，则说明她与传统背道而驰。和子曾在小说中多次说道“我有可以去的地方”，则显示出了和子的反抗意识。如果说《斜阳》中母亲是“美的消亡”的诠释，那么和子则是“新生和希望”的诠释。

直治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出身于高于平民的高贵家庭，但是眼前的现实却不再容许贵族的继续存在，仿佛自己应属于的贵族年代已一去不返。在这种现实下，直治认为真正能称得上贵族的人只有自己的母亲，其他的无非都只是“虚伪、疯狗、吹牛家和在云上撒尿的人”。然而对于唯一的真正贵族的母亲，自己又是决然模仿不来的，那样只会让自己更加滑稽可笑。于是不情愿中把眼光投向了与自己身份有别的普通庶民，通过各种“模仿”的不良企图建立与民众交往沟通的桥梁。可是结果呢，融人不了大众，又回复不到贵族的身份，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个“连请客都请不起”的没有生活能力的“草”，但是民众则是坚毅难摧的，富于生命力的“草”;自己企图亲近的人民大众给予他的也只是“充满了恶意的旁听席而已”。最终直治在这种心理矛盾中，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样悲惨的结局也正如作者本人一样，用死来进行反抗，彻底地贯彻太宰治写作风格当中的“下降指向”。

上原与其说是直治的老师，倒不如说他们之间是狐朋狗友的关系，对于这个人物借用小说里的原话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不良”。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家庭责任感，并且从酒馆的人的对白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评价很恶劣。在现实生活中与女人有着诸多纠葛，这和作者太宰治自身很像。虽说直治和上原两人经常混迹于一起，可是却相互看不起，直治认为上原是粗暴放荡的酒徒，喜欢玩乐的投机商;而作为民众的上原也非常讨厌直治浑身的贵族气。上原在另一主人公和子认为“人生幸福的饱和点”到来的时候，却充满了绝望的思想，连叹“生命、艺术、人类的黄昏”。这个人物是太宰治塑造的战后年代普通大众的一个缩影，作者本人也如同上原一般在混乱的战后日本社会中随波逐流，看透一切，过着没有希望的颓废生活。

《斜阳》是一部成长小说，叙述主人公在情爱中如何努力了解世界。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子在家族没落后开始了寻求自身定位之旅。与藤村所处的明治时代的内驱变革有所不同，太宰是二战后“无赖派”的文学代表。战争的残酷和暴虐是对人类文明和传统道德的挑战，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也为其成长提供了特殊的环境。因此，与丑松相比，和子由模仿到开拓的转变过程更为激烈迅速。由于差点引发火灾，和子遭受了平民的辱骂，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挨家挨户道歉。在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她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萌发了脱离贵族血统、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产生这种意识之后，她变得不愿和母亲在一起，因为母亲的逆来顺受与固守成规注定通往悲剧。和子不甘衰落至死的命运，才会在潜意识中反叛代表贵族与传统的母亲，渴望打破身份消解的宿命。

弟弟直治留下的遗书使和子顿悟，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选择——为了爱与道德革命而活。不同于死去的母亲和直治，和子把握了自己的生存意义，并通过对以直治、上原为代表的“过渡期道德的牺牲者”的救赎达成了精神境界的升华。她在打破旧道德桎梏、怀了有妇之夫上原的孩子之后便不再拘泥于虚幻的爱恋，而是选择离开情人独立生活。和子对上原坦陈：“我一开头就没有指望过您的人格和责任……我为自己能满不在乎地无视旧道德而获得一个好孩子感到满足。”和子认为自己的道德革命在勇敢接受私生子时已经胜利，贯彻了自己反抗世俗的信念。她将孩子取名为直治，决心带他一起迎接未来新的战斗，这不仅象征着反俗信念的延续，也蕴含着对弟弟以及当时所有得不到内心解放的人的救赎，从而实现一种曲折的自我肯定，是成长历程中一次质的飞跃。

小说重点描写了和子的心理成熟过程。作为贵族世家的日本女性，和子自小接受的是名门教育，但也严格地束缚了她个性的解放。在种种旧道德规范中长大成人的和子，当她发现了真理，即“人应当为爱与革命而活”时，也曾因孤立无援而导致内心的剧烈挣扎，然而她最终决定尊重自己的意愿，以自然道德去拷问社会道德。宣称自己是“为了弄不明白的爱恋，为了由此造成的悲哀而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人。”和子震撼心灵的决心令人惊觉：拒绝向现实社会妥协的代价竟是“下地狱”。

二战后的日本由于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人们处于精神空虚状态。占领日本的盟军推出的民主改革方案“过于性急，加上经济尚未复苏，人们一方面陶醉在民主、解放的气氛当中，另一方面却失去了生活的目的”。脱离了经济基础的改革导致功利主义成风，缺乏真正的民主，形成了愚昧和进步相互冲突的局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和子没有生活保证和可以认同的目标群体，弟弟直治的自杀也让她目睹了理想幻灭的下场。因此，和子决心像太阳那样活下去，表达的不过是“无论如何也要从容不迫地生活下去”的内心绝唱。难能可贵的是，和子没有选择逃避和隐匿的生存方式，而是决定做心灵上的自由人，顽强地活下去，以自我牺牲的信念来走完这条对现实社会进行叛逆和抗争的艰辛道路。

用文字勾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太宰文学得以深深打动读者的特色之一。在代表作《斜阳》中，女主人公和子与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小说家上原多年后再次见面，鲜明清晰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不小的震撼和难以磨灭的印象。

“头发一如既往地蓬松，但是红褐的颜色和明显的稀疏却让人不胜唏嘘。脸泛黄而浮肿，眼眶发红肿胀，门牙脱落，嘴唇随着咀嚼不停蠕动。感觉好像一头衰老的猴子弓缩着背坐在房间的角落。”简单的几笔描画，仅仅两个细微的动作便勾勒出了饱满的人物形象，也许和子在一瞬间感受到的失望和幻灭也在不知不觉间带给读者心灵上的冲击，而其他作家也许要花费不少笔墨才能达到如此完满的效果。

用最纤细的触角感受外部世界，再以最精确的文字表达出来，是太宰文学的又一特色。小说中“蛇”作为象征手法的载体曾多次登场。例如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和子忙完了厨房的事情后来到院子里，结果发现了一条“细小的、优雅的蛇”。和子的目光被蛇紧紧吸引，追随蛇的一举一动，当蛇垂下脑袋蜷缩起身体时，甚至觉得它“无比忧郁”。在这里，太宰治巧妙地通过女主人公感性地捕捉事物的形态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可见太宰治拥有女性般纤细敏感的心，每时每刻都用灵魂来感知现实和人生，并将触发出的微妙多姿的反应用精确的文字记录下来。《斜阳》中蛇除了这次出场外，还出现在和子父亲临终时，以及母亲垂危时的梦境里。有关蛇的事件均是通过和子之口讲述，但拥有这份感受性的很明显是作者太宰治。

《斜阳》这部小说出现在日本战败后初期。当时社会思想发生很大的变乱，一些没落贵族既留恋他们原来的生活，又不得不看到他们那个圈子的虚伪和不合理现象，甚而感到内疚，对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则感到悲观、空虚、颓丧。《斜阳》通过和子和直治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没落贵族以及没落阶级的这种情况，因此在日本一时引起轰动，出现了“斜阳族”这一名称，在社会上流行，开了“××族”“××族”的先例。

太宰治

太宰治(1909—1948)，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称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出生于富豪之家，本名津岛修治。中学期间，开始创作小说、杂文、戏剧，对泉镜花、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相当倾倒。芥川的自杀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与影响。一九三〇年，进入东大法文科，初会井伏鳟二，奉为终生之师。同年他以资金援助的形式参与了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工作，两年后与左翼活动脱离关系。一九三五年凭借《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奖。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如《东京八景》、《小丑之花》、《晚年》、《斜阳》、《人间失格》等，多为自我生活的写照，表现日本社会与现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萎靡。太宰治曾多次自杀未遂，最终在三十九岁时与最后一位爱人相约投水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