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超

范超

1975年，范超出生于

范超

从两年连获“十大奖”，到一年内连推“八本书”，作为一名业余作家，范超的多产和他的获奖次数一样，正化学反应一般裂变成传奇，被人称为“陕西散文新生代的重要力量”。

范超（右二）

记者：您的作品让人想到一句话，“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为什么会选取乡村作为您散文创作的内容？

范超：对于我来说，无论我走的多远，取得多大的成就，我的根始终扎在生我、养我的那片乡间土地上。直到现在，一回农村老家，一下子就感觉接地气了，全身心的轻松、舒展、自然、纯净。虽然我身在城市，但我的心在乡间，就像农村的萝卜，虽然大部分身子都在外边长着，但根部早已经深深埋在土地里。

我始终有一种观点，就是你出生在那里，你的灵魂就在那块土地上安放。小时候，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总有一天父母会老，人也在城市里落地生根，那时此身安处即吾乡。但心却总有一种深深的牵挂，只有回到农村老家，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宁静，才体会到，此心安处即吾家的道理。

记者：我们可以在文字中感受到这种深沉的爱，但也能体会到一种淡淡的哀伤，它填补了都市人对故土的记忆和怀念。像您这样曾经有过农村生活的人可能都会有种感觉：那个可爱的、美丽的乡村正在一去不复返。

范超：是的，我是一个跟自然接触很深的人，过去的人都是在土地上生存的，都会有种对大地的敬畏和对自然的膜拜，其实就是一种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我觉得文学最基本的就是真善美，平等、博爱这都是真善美，你首先应该争取让自己做一个真人，解剖自己，对这块土地上父老乡亲的热爱，离开了后对他们的怀念，这样的东西才可以产生共鸣，所以经常要把别人、把读者纳入进来，带着自己的体温和温度写作。

也可以说我的散文是一首对乡土中国的挽歌。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过去的乡土生活注定要消失，而我们这一代人则是从乡村到城市过渡的一带，是准备爬起来但却没有地方扎根的一代，惶恐是一代人共有的心理。我以散文的形式，去刻画、描述曾经和正在变化的关中乡土生活，为此做一个记录，记录在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所谓小人物的揪心命运。

记者：我注意到，您对乡土大地的热爱在作品中还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就是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历史和文化的细致关注。特别是您对陕西关学发展的梳理，为人们深入了解陕西深厚的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陕西省委宣传部阅评组有一段评论：“范超系统突出地以特别报道形式介绍了关学发展史和影响陕西从宋代到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的近百位关键性人物，上起张载、冯从吾，下至刘古愚、于右任、李仪祉、吴宓等等，填补了历史空白……”可以说是对你自觉传承陕西文化的肯定。

范超：多年来，我也没想着成为什么，要怎么样，我只是把一点一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事实上这也是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再一个是想把我力所能及的乡邦文献及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因子梳理出来，能记录多少我就能传承多少。这就是我的最朴素的两个想法。

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带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域，培育了无数仁人志士。挖掘陕西的地域文化，“关中学派”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西安书侠传》是一本人物简传，主要是介绍了关学发展史和影响陕西从宋代到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的近百位关键性人物，上起张载、冯从吾，下至刘古愚、于右任、李仪祉、吴宓等等。

叫“书侠”，即身上有一种侠气。引导的好，那就是一种正气。儒道法家并行，加上关中人的秉性，一层一层的人物就出来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继开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报家、报国的志向，立身行事的准则，虽然不一定能达到，但心向往之。

记者：这是知识分子的陕西，在您的记录中，还有一个陕西是民间的，秦地、秦风、秦节，描述了陕西人俗世生活的点点滴滴。

范超：“关学”、“宋明理学”深深地影响着西安人、关中人的处事方式，成为他们行为、做事方面一个理念上的东西。而秦风、秦节则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外化，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过节、吃饭、穿着、礼仪等。我在《关中掌故志》、《秦节风华录》中把这些被遗忘或者至今仍在沿用的民俗记录下来，因为这两个东西是里外结合，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地烙在关中人的骨子里和血液中。

记者：一口气推出八本书，厚重，磅礴，在陕西业余作家中和在您这一年龄段作家中并不多见，能谈谈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吗？

范超：刚刚创作完成一本主题美文集《曲江记》，有15万字吧，主要承继了中国古典散文性灵与自然的笔墨写法，主要想从老百姓的视角，记述曲江景区公共文化惠民的繁华景象，届时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