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制度消失论

       

       中间制度消失论认为，在

       以上对中间汇率制度的解释缺乏说服力。一些学者开始用可核性检验(Verifiability)来构造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的理论基础。中间汇率制度本质上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使得汇率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波动。而角点解假设的货币联盟(如欧盟)的形成是通过极其复杂的政治程序的，货币局制度下的固定汇率制也是通过立法程序定为法律的。同样，放弃他们要经过复杂的政治决策程序，经过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讨价还价才能做到。所以，角点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相比，政府改变汇率的成本要高得多。而且，规则的透明度显然要高于相机选择。Frankel等人认为，简单的角点解制度比复杂的中间汇率制度更容易核实。比如为了检验政府是否信守简单钉住诺言，市场参与者只需核实昨日的汇率与今日的汇率是否相同;为了检查政府是否实行完全浮动的诺言，只需要检查政府每月的外汇储备的变动是否相同，即，看政府是否动用了外汇储备干预了外汇市场。但对于中间汇率制度这种核实是非常困难的。

易纲、汤弦建立了政府主导时的汇率制度选择模型。模型解的结果表明了，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参数与最优货币区标准是大致相符的，此时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既为规避汇率风险提供了工具，也使大规模的投机攻击成为可能。在市场主导的新环境下，由于中间汇率制度试图提供免费的汇率风险保险而导致的公众道德风险行为，以及中间汇率制度作为行政部门的相机选择而非立法部门所制定的法律，所导致的公众对政府承诺的信任危机，从而内生地招致投机攻击，并引发公众恐慌，进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货币危机。

通过汇率制度对公众信心的反作用，证明中间汇率制度是不稳定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作为规则的“角点汇率制度”将是唯一的稳定解。这一假说克服了传统的蒙代尔三角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分析局限，提出了扩展三角的假说。扩展三角假说表明了中间汇率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当效率的要求使得世界各国区域资本的完全流动时，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向更加灵活或者区域联盟转变，最终的趋势将是角点制度占绝对的优势地位。那时完全浮动将与货币联盟保存，而货币联盟又对外完全浮动。Corden分析了欧洲和亚洲汇率制度选择的教训之后得出结论，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即灵活钉住的汇率制度，这种制度接近于有管理浮动。

       Fisher也指出了，1994年以来每一次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关的较大的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国、印尼和韩国，1998年的俄国和巴西，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一定程度上与固定的或者钉住的汇率制度有关。同时，没有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南非、1998年的以色列、1998年的墨西哥、1998年的土耳其则避免了实行钉住汇率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的危机。在反危机国家的决策者强烈警告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不要实行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和其他软钉住汇率制度，要实行两极汇率制度，或者是角点的汇率制度，即选择硬钉住汇率制度或者是浮动汇率制，居于二者之间的汇率制度是不可持续的。

Fisher又指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钉住汇率制度无法维持长久，除非非常坚硬;可以有范围广泛的弹性汇率制度;可以预期，大部分国家会对汇率的变化做出反应。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应排除实行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和在狭窄幅度范围内波动的汇率制度。但对其他资本尚未高度流动的发展中国家，即非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所有的汇率制度都可供选择。当更多的国家实行硬钉住的汇率制度，包括美元化和货币联盟，未来独立的国家货币会越来越少。剩下的独立货币之间的汇率大多数将是浮动的，只有大国，其货币政策和偶尔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将对名义汇率做出反应，并且有时影响名义汇率。

Fisher坚持，在中期，正如近些年来发生情况一样，由于中间汇率制度的减少，汇率制度更趋向于硬钉住的汇率制度。然而，长期来看，汇率制度的选择将取决于欧元和美元化经济的运行情况，从浮动走向硬钉住将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