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棣

陈桂棣

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66年，毕业于

陈桂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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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因内容涉及

陈桂棣夫妇

为中国农民仗义执言的陈桂棣，因出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曾任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公开指他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抹黑安徽，省会合肥的《新安晚报》不久之后马上停止连载他的另一本新书《包公遗骨记》。

陈桂棣碰到的第二件麻烦事，是新书连载被腰斩的同一天，他在合肥市政府院内的住宅，遭到砖头和石块的攻击，报案之后，肇事者被公安拘留一天之后随之获释，又再次进行攻击，且身份被公安保密，当局说是一个精神病人，没有办法。这种精准的攻击至今已经进行了半个多月，陈氏夫妇无奈之下，只能带着五岁的幼儿离家躲避，躲到（合肥）郊区写东西。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005年7月14日，外媒体报道了他和律师浦志强对省委书记郭金龙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抹黑说的回应之后。陈桂棣告诉亚洲周刊，这是自2004年《中国农民调查》被官方从全国的书店撤下书架后，出现的最新状况。他表示，自2004年该书被当局查禁之后，官方一直没有人对这本书有个说法，没有正式文件，没有一个官员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陈桂棣说，当《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被禁时，他曾向出版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是怎么回事，这家出版社社长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是我们主动不印了。但实际上，《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2004年被从全国书店下架，并不是出版社主动不印了，这么简单。陈桂棣说，他只知道有个三不，好像是不宣传，不转载，不批评。

但不久之后，这种暗里封杀的做法已经不再掩饰。2004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的郭金龙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访问时，主动谈到《中国农民调查》，认为这是一本很不好的书，抹黑了安徽人。原省委书记郭金龙的说法，被认为是第一次有中共高官公开对该书的表态。

对此，陈桂棣进行了回应，表示有人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进行批评，本来是很正常的，但郭金龙作为省委书记的身份，认为我们在书中把安徽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来已经了结的事，又翻了出来，这就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了。

他表示，《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历尽千辛万苦，反映了安徽农村重大现实问题，而且都是没有解决的事情，比如书中提到的四个涉农大案，有哪一个是安徽主动并且是已经解决了的？

陈桂棣说，他书中提到的原阜阳地区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村民丁作民，因质疑路营村乱收提留款而被派出所工作人员活活毒打惨死案，就是地方当局欺骗中央，后来被新华社记者捅到了中央，之后安徽省再欺骗。

北京高层即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材料，直接主动插手调查该案，不久即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和《关于涉及农民负担专案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

陈桂棣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央调查之后处理的，而不是安徽省解决的，而他书中提到的不少涉农问题，事实上安徽省至今都还没有解决，很多农业税费政策还是有缺陷的，我们经过调查之后，把事实公布出来，是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解决问题，怎么能说是抹黑呢？到底是作家在抹黑安徽？还是这些损坏农民利益、压榨农民血汗的贪官污吏在抹黑安徽？

而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对于我们这本书所披露的问题，首先应该进行调查，或找我们谈一谈，了解是怎么回事，但你没经过调查，甚至连这本书都没认真看过，就发表意见，作出结论，这是很不慎重的。据悉，对于郭金龙就《中国农民调查》所发表的批评意见，仅是境外媒体进行了报道，安徽当地和内地的媒体在报道时都把有关内容删去。

陈桂棣发表了声明，对郭金龙的抹黑说法进行了回应，认为这位刚刚调进安徽的省委书记不了解情况。但当境外传媒七月十四日登载了陈桂棣的声明之后两天，两个意想不到的麻烦随即迎面而来。

2005年7月16日，安徽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合肥《新安晚报》突然停止连载陈桂棣长篇调查纪实文学《包公遗骨记》。《新安晚报》是从2005年5月31日起，以每天一千多字的篇幅，连载陈桂棣这部通过历史，反思现实的新作。陈桂棣说，从整个故事的叙述过程，连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停下，因为故事刚刚讲到历史上真正的包公与大家所知道的包公的分别在哪里，应该是到了最精采的时候。

他为此向报社打听怎么回事。一个说法是：不可能把你那十七万字全部连载。但这个说法不能说服陈桂棣，他认为这背后是否与郭金龙书记说他抹黑安徽有关？报社可能揣摩上意。

陈桂棣的律师浦志强则表示，有关报馆的这种做法，不见得是郭金龙书记所希望看到的，或许是某些善于揣摩上意的属下自己的决定，也或许是报纸自己的考虑，但这是对作者的不尊重，对读者的不负责。

《包公遗骨记》讲的是合肥发现包公墓及其挖掘，并围绕包公遗骨所展开的一系列故事，包括包公的后人如何保护遗骨，三十四块遗骨送到北京监定之后，先后被北京和安徽博物馆拒绝的命运，只能由包氏后人偷偷藏在家里墙边临时搭建的一个破棚子下，以及文物工作者如何偷藏遗骨的过程。

陈桂棣和夫人春桃一九九八年就对合肥包公墓进行过现场调查，并到河南等地进行有关考察和研究，终于在2005年到北京居住期间完成了这个作品，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陈桂棣告诉亚洲周刊，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不断要有作品，他当时本是要写《中国农民调查》的续集，但由于写这个续集的时间和条件或许不合适，所以就暂时放下，写了这个《包公遗骨记》。他希望借此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那个时代会产生包公这样的清官？为什么包公的遗骨在发掘之后竟被博物馆拒绝，要偷偷保存？

就在《新安晚报》停止连载《包公遗骨记》的同一天，陈桂棣在合肥市政府院内的住宅也同时遭遇厄运。有人隔着围墙朝他家猛砸石头和砖块，院里的瓷瓶都被砸坏了，五岁的儿子受到惊吓。报案两次之后，公安来到现场，抓了一个人，但隔天肇事者又来砸了，报警之后发现又是同一人，公安说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没有办法。

但让人不解的是除了时间的巧合之外，当有人要对此人拍照取证时，这位所谓的精神病人还懂得把脸掩起来，或者躲开，与驱赶者玩起了游击战。陈桂棣说，从七月十六日开始，这个人已经连续十多天不断以砖头和石块对他家进行攻击，顶棚全是洞。

据陈表示，更为蹊跷的是，他家门外的130路站工作人员和在门口收垃圾的农民都告诉他，七月十六日那天，他们看到这个精神病人是由一些穿制服者用车把他运到陈桂棣家门口的。

陈桂棣很不解，他住的这个住宅楼，周围还有不少邻居，但这个精神病人不砸别家，所有的石头砖块都砸到他家，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报警也没有用的情况下，一家人只好躲到郊区。陈桂棣避开了精神病人明着掷来的砖块，但他忧虑躲得了杀伤力更大的政治砖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