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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

鬼子,本名廖润柏,男,1958年生,广西罗城人,仫佬族。198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96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中篇小说“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作品多次荣获各种文学奖。作家鬼子代表着广西文学新桂军力量,以其独有的朝气与锐气,向中国文坛的前沿地带发起冲锋,成为广西文坛崛起的标志之一。他无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作品关注底层人们的生活境遇,通过小人物的伤痛和无奈,唤起人们对良知、道义和尊严的呵护,对宿命的体恤。与广西作家东西、李冯并称广西文坛三剑客。现为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文学院副院长,《广西文学》副主编。
笔名
鬼子
原名
廖润柏
出生地
广西罗城
出生时间
1958

目录

作品作品

长篇小说

鬼子鬼子

中篇小说《

鬼子鬼子

文学不是改变“苦难人生”的有意选择

陈纸:你从1984年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在这之前有关你的状况,我在你的自述文章和一些访谈中,不止一次看到 “生活艰难”、“从小就充满着苦难”这类的语言,就在这一年,你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从此改变了你苦难的人生,使你走向了文学之路。请问,你在苦难中曾有过绝望吗?文学创作对于你苦难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鬼子:妈妈和她的衣袖》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并没有改变我的“苦难人生”,走文学之路,也不是我为了改变“苦难人生”的有意选择,真的不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之后,我曾停过很多年不再写作。一直到1996年,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看不到其它的发展了,这才回头来关注了一下文坛。因为这一关注,我发现文坛有我可以努力的地方,就是关于对苦难的书写。这一点,我曾在很多访谈中谈到过。于是,我就回过头写起了小说。我的生活一直都处于底层,既然我能爬到今天,就证明我没有绝望过,所谓绝望,就是什么也看不到了。我这人的毛病是,这边看不到希望,我就会往那边走,等那边也看不到希望时,我就会转过身往别的地方去。

陈纸:近二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最大进步是作家悲剧意识的觉醒。在这些作家笔下,造成悲剧的原因不外乎个体和团体、社会、民族文化和超自然力量等几个方面,在你的小说作品中,有人评论说展示的是“俄狄浦斯式”的悲剧,那么,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鬼子: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都是那些产生悲剧的作品之中,读者能看出是什么原因也许就是什么原因,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说浅了,搞文学的意义就不存在;说深了,那又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事情。作家做的只是叙述他所理解的生命,而不是在媒体上给自己的作品摆出一堆大道理。现在这样的作家很多,我不想做这样的作家。如果一定要说悲剧的原因,那就是各个生命的本身吧。我能体恤的只有我的人物的生命而已。

陈纸: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说:“生活是一个陷阱,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就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你的小说从《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寒露,到《被雨淋湿的河》中的陈村、《走进意外》中的李条、《农村弟弟》中的“一撮毛”、《男人鲁风》中的鲁风到《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李父……我仿佛听到了这些人物都喊着同一句话:“我们在劫难逃。”这种超自然的宿命让读者产生了无可奈何的恐惧和怜悯。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结果是不是你热衷描述的“苦难”的全部意义呢?

鬼子:如果停留下来看,也许是,但如果从发展的方向看,那也许就不是了。一个作家所追求的意义,不是一两部,两三部作品就可以完成的,他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也许是一步一步地缩小,也许又是一步一步地在扩大。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更知道我的难度在哪里,这是由我个人的经验和智力所决定的,不是由他人所结论的。只要我还在写,意义就都在我自己的手中。

伟大的作品都是书写人类苦难的

陈纸: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曹文轩认为:“文学没有理由夸张痛苦。因为夸张痛苦是一种‘撒娇’行为,是一种缺乏足够承受能力的表现。”你作为一个“通过苦难理解人类”的作家,对这句话有何看法?

鬼子:痛苦与苦难,不是一个概念。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之中。很多叙述“自我”的作品,写的就是痛苦,而不是苦难。在那些作品中,痛苦是个人,是“自我”的。而苦难却是他人的,是民众的。我想曹老师那说的就是那些叙述“自我”的作品,夸张“自我”的痛苦,无病呻吟,当然是一种“撒娇”的行为,而写书民众的苦难,是不会出现“撒娇”的,也“撒娇”不了,因为你的心是肉长的。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优秀的作品可以不是书写苦难,但那些伟大的作品,却没有哪一部不是书写人类苦难的,尤其是关于灵魂的苦难。当然,搞文学是各有各的主张,不能所有的人都挤在一个道上。每个道都有自己的道理。

“温暖”比“批判”更残酷

陈纸:你发表在2004年第9期《人民文学》头条的中篇小说《大年夜》同样是描述“苦难的人生”,但小说写到后半部,特别是莫高粱与老阿婆在阴间相遇的情节,却引来一些文学评论家的非议,有评论家甚至批评说“这说明作者描述苦难的招数已尽,表现人物的力量已到了强弩之末。”你对这种评论怎么看?

鬼子:别人的说法有别人的道理。我对所有的评论都能接受。但我有点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不搞文学的人对这个小说的看法,与那些文学评论家的看法,却是完全相反,搞评论的人觉得我后边那样写,是给了一种“温暖”。因为“给了温暖”,所以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但很多不搞文学的读者却觉得不是这样,他们觉得这种“温暖”,比“批判”更加残酷,他们觉得那两个小人物是生不如死,死了反而找到了“幸福”,找到了和谐。相比评论家而言,我觉得那些不搞文学的读者更能读懂我的努力。也许,是因为我的叙述更多的是站在了民间的角度,而不是评论家们的角度。以为我的小说开始出现了“温暖”是一种误解,其实,我是在寻找另一种“残酷”。

陈纸:你取材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创作的电影剧本《幸福时光》其实也是表现小人物在现实生活里的窘境的,用你自己的话说是“拿刀给现实放血”,剧中人物这种冷幽默的语言和表演之中显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真正是用你个人化的方式去穿透公共话语,你从创作电影剧本中找到了小说创作的某些共同点吗?

鬼子:在这个电影中,如果说与我的小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小人物的同情。那电影其实写的是弱者如何给弱者取暖的故事。他们是一群被抛弃的人,有的是被父亲抛弃了,有是被自己向往的女人抛弃了,或者说,他们是一群同时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的日子都很艰难,为了给女孩以希望,他们甚至不得不拿牛皮纸当钱去欺骗她,但他们的心都是火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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