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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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9月　 第二届（199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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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文体想象力使何向阳的文学批评有时成为一种感性化的再创造过程。何向阳视野宽阔，思路活跃，治学严谨，虽然宏观把握和理论概括能力有待进一步强化，但何向阳却能将细腻的艺术感受与深湛的理性思考融于一体，使其批评文本展现出丰沛的人文意蕴。何向阳的批评实践注意广博地占有材料，爬梳辨证，沿流溯源，达到对批评对象的深入认识和丰赡繁富的表述，同时富于激情，具有诚恳、真挚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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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薪火相传的路上

“‘得中原者得天下’，所指的不仅仅是地理上河南的枢纽位置，还有文化灵魂上的中枢意义，所以，也可以说‘得文化者得天下’。”对何向阳而言，立足本土凝视历史，寻根溯源，上下求索，是为了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神圣责任。

在喧嚣和躁动包围我们时，何向阳是愿意坐下来的。或是得益勤于治学的家训？总之，这个年轻清秀的女子就这样静静地走进历史，满怀虔诚地找寻着文明的踪迹，用哲人的思维进行着考问。甚至，历时十载，走马黄河，一步一步，用脚，更是用心从头到尾去丈量。于是，何向阳的文字便让我们感到沉甸甸的厚重。

这些积累成就了一部部闪耀着灵光的专著：《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肩上是风》、《自巴颜喀拉》、《思远道》、《梦与马》、《文学：人格的投影》、《家族与乡土——20世纪中国潜文化景观透视》、《不对位的人与“人”——人物与作者对位关系考察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问题的一种文化求证》、《12个：1998年的孩子》……2001年，何向阳摘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成为这届鲁迅奖河南唯一获奖者，也是河南省理论评论界第一位获得这一全国最高奖项的理论评论家。同年，再获“冯牧文学奖”大奖。今年，她又登上了“冰心文学奖”的领奖台。刚过而立之年的何向阳，以她杰出的贡献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河南省优秀专家、首届“河南省十大青年社科优秀专家”、首届“河南省文艺十佳”、三届“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新闻人物”、“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我是从事精神领域研究的”，何向阳说，“不能让精神的火种在我们手中式微，而是一代比一代更猛烈地燃烧。”

小说里的自然

自然是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关注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老舍、韩少功、刘恒、史铁生以及刘亮程、谢宗玉……自然在中国作家乃至世界作家那里，始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陈继明的小说《一棵树》讲述了一位老人与一棵沙漠中的老树的故事，“一棵树，一半死了，一半活着！”信义老人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保护它。“朴素的表达跃人眼目。在生于60年代的写作者批量生产的欧化句式里，它短如说话的句子教人耳目一新，然而惊艳的不在语言，而是村里的人都在等病入膏肓的老人咽气后将那棵老树砍了给他打棺材，可是老人在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是醒了过来，说“我还忙着呢”，于是那树再次躲过了斧头。人树生命相系到如此地步，而这种生死联系又出自“60年代人”之手，让人惊异之余也深感安慰。是岁之末，还有一篇陈中华的文字读来温润。《黄儿》写的是一头4岁牛和一个13岁孩童的故事。牛要卖是因为地征给了县里盖楼，不再需要耕地了。13岁的坡拉了4岁的黄儿竟无处可逃，找县长去，坡想了想，终可以讨个说法的。于是1957年出生的山东作家就让一头牛一个孩子站在了县委大院里……晚晖路上，孩子唱着“一九拾柴火，二九背粪篓”入梦……他看到黄儿在自家地里拖着银亮的犁铧，犁铧过处是小磨香油般新鲜的泥土，“那气息温暖又潮湿，直钻他的鼻孔”。

两部小说，一老人，一孩童，写老人一口气不咽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是为了那树的活命，写孩子死死纠缠是为了一头牛的活命——不然它就被卖了杀了变成一堆牛皮牛肉而再不是那个用像爹的眼神一样很痴很痴地看地的黄儿了。一个信义老汉，一个坡，两个人最终谁又能阻挡住死亡的到来和土地的挪用呢？那棵树那头牛最终的命运还不一样？然而以文学的方式说“不”，不是口号，不用概念，其声也微，却以活过来的生和入梦的幻象说着理想。这个理想比之轰烈的现代化进程也许微不足道。然而文明的发展是否就必以自然的退场作代价呢？

这就是为什么何向阳更关注以上有着朴素爱心作家的原因。尽管初看不打眼，没有市场要的锐气，或者用来邀宠的激烈，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在里面，说着抵达或者抵抗，长久以来，这个“说”不扬声，不哗众，却仍然有人听到，就是人听不到，也还有树们草们听到。是他们的沉默坚持完善着我跟从的执拗，一个合格的作家不可能是心灵枯萎满目残壁的人，他一定得是一个内心长有芳草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不了解许多人世间的事可以没有很可观的学问，但他必须是一个懂得惜护的人。今天小说里充实太多的智慧与批判，但是天空大地不见了，在知识之上我们应建立更高的境界和标准。这是一份不独个人的东西，是一份不独关心人却宿命地关于人的信念。

卡尔维诺小说《亚当，午后》写到玛丽亚与里博热索徜徉于奇花异草中的童年。写这篇小说时他24岁。儿童与自然界的主题中断在他50年代后的创作里。不知道这是不是成长的代价？联系到陈继明、陈中华小说里的主人公，难道“自然”就这样在人类的“成人过程”中变作边缘，而只与老人孩童生息相系？“雨滴回到了天上”，一位作家在1998年一部乡村小说里写，他写的也是成人向孩童的返回。日光流年，真正好的东西不会无息。关键是今天已经卷入生存竞赛的我们能否找回单纯的心境，或者是，那个写下的“自然”会不会被我们越来越复杂的文化视为矫情？更有甚者，它会否也在新一轮的市场驱动下被包装成另一番“自然”的样子。这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