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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鸿英

叶鸿英(1860 - 1937)民族实业家、民国藏书家,本名叶逵,福建同安人。自幼经商水产业,开展对日本的进出口业务,后开办面粉厂、机器厂、银行等,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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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鸿英(1860 - 1937)民族实业家、民国藏书家,本名叶逵,福建同安人。自幼经商水产业,开展对日本的进出口业务,后开办面粉厂、机器厂、银行等。叶鸿英曾先后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名誉顾问、上海城厢总工程局议董、上海县总商会会董、红十字会、贫儿院、残废院、南洋慈善会等董事。热心地方公益,致力慈善事业。曾被推举为上海城厢总工程局议董、上海县总商会会董、公断处评议、泉漳会馆董事、东洋杂货业董事,以及红十会、济生会、仁济堂、贫儿院、残废院、公立医院、广益中医院、南洋慈善会等慈善团体的董事。民国26年(1937年)2月17日,病逝于上海。

人物生平

1860年5月6日(清威丰-年闰三月十六日)生。其父叶丽水在沪经商。

1867年随父母迁居上海,后成为沪城著名巨商。

1877年,张尚德等集资在长崎开设丰记号,经营海味业,叶鸿英在丰记号任职员,因其经营有方,深为业主器重。

1878年,叶协助丰记号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各埠扩大贸易,进展顺利。

1881年,叶鸿英离开丰记号,返回上海开设源润昌行。生意有了进展之后,又赴长崎、海参崴组织货源,扩充外贸业务。

1889年,叶鸿英筹集巨资,开设源来号,经营进出口贸易,直接从日本进口海参、鲍鱼、鱼翅、干贝、虾米、海带等商品批发给“行家”(小型批发商),并经营出口木材、棉花、海蜇、金针、木耳等商品。叶从日本大批进货时,由上海的日本银行开出信用证,对方凭信用证办理货物出口并结算货款,有时是对方开来押汇,货到付款。当时进口商品的利润高达100%,出口商品的利润也有50%左右,源来号生意越做越大,资财越积越多。

1895年,叶鸿英周游日本列岛,调查市场情况,在长崎、神户、横滨三地设源来号联号,进一步拓展业务。叶发现生粉在长崎销路不畅,但生粉在上海是畅销的热门货,就通过联号包销长崎一部分的生粉。日本长崎、神户、横滨的华侨甚多,华侨爱吃四川榨菜,叶即通过联号打开了四川榨菜在日本的销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源来号从日本源源进货,由于日元价格不断下跌,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1923年,叶鸿英在大连开办升源机器油坊,就近采购东北大豆,又利用大连港海运销往国内外,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1924年,叶鸿英被北洋政府农商部聘为名誉顾问。

1931年,叶鸿英又在上海开设元兴行,并在香港设分号,由其长孙叶元和任经理,负责向南洋群岛开展贸易。初时专营进口印尼海味,继又进口南洋群岛土特产如栲皮、石花菜、胡椒、生粉、大米、食糖、檀香木等,出口布匹、绢丝等,还兼营南洋华侨来货代销业务,得到了南洋华侨的信赖。

1933年4月3日拨50万专用于图书馆建设。并将原甲子社人文类辑部,以10万元专办乡村教育,以40万元扩充人文图书馆。1933年6“鸿英图书馆”,基金董事会由他延聘蔡元培、沈恩孚、黄炎培、黄金荣等15人组成。该馆以收藏社会科学、历史图书为核心,昼收藏近代史资料,并在今淮海中路1413号筹建新馆。

1942年夏开放,藏书15万册,杂志3600余种,保存日报计130余种,其中《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自创刊号起均有完整收藏。

民国26年(1937年)2月17日,病逝于上海。

人物轶事

上海金融界小有名气的叶鸿英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1927年旧历正月间,地处上海市华界的南市繁华地带,有一家新银行挂牌开业,名称叫做正义商业储蓄银行,规模不大,仅有股本25万元,以叶鸿英为董事长,朱嘉瑞为经理。提起叶鸿英其人,在上海金融界也是小有名气,此前他先后参与创办了华大商业储蓄银行和正利商业储蓄银行,还在几家钱庄拥有股份。拿他与王宝仑等人创办的正利商业储蓄银行来说,该银行于1920年开业,有股本50万元,总行设在南市,另在北市设分行,专营商业往来及抵押放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到了1925年,却不知何故,突然对外宣称不愿继续经营而关门收歇。歇业后所有放款全部如数收回,全部存款也如数发还,股东除股本外,还分得红利三分。这样的善后处理结果在当时的停业倒闭银行中是不多见的,受到社会各界的称道。自此叶鸿英沉寂了一段时间,两年后又重操旧业,东山再起,继续干起经营银行的老本行来。

再度出山却败在棉纱期货交易上

对于再度出山的叶鸿英来说,如今已是事过境迁,过去的光彩业绩早就成为明日黄花。正义商业储蓄银行开业后的几年中,经营颇为不顺,业务进展迟缓。至30年代以后,在全国各地资金开始急剧汇集上海、多数银行的存款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该银行却仍不见有起色,1930年度的存款总额勉强只达到50余万元,仅为资本额的两倍;其它各项贷放、投资业务更是不尽如人意,银行已经开始出现亏损,股东的红利分配恐怕也会落空。眼见着多数经营银行的同行们生意兴隆,赚足了钞票,叶鸿英实在不甘心,苦苦思索扭转企业经营窘迫境况的良策。他看到当时有不少银行通过投资证券业、进行政府公债买卖而获取了大量利润,非常羡慕,也想跻身于公债市场去搏一番。尽管他一向经营作风稳健,即使过去在北京政府大肆发行公债时期也未参与其中,然而这次为了改变银行的经营现状却不惜去赌它一把。于是,他不顾经理朱嘉瑞和其他股东的劝阻与反对,以较高的利率向同业拆进100多万元资金,全部投进了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初战告捷,第一笔交易赚了,随后的第二笔、第三笔又连连得手,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很快有所转机。此刻的叶鸿英好不得意,把别人的劝告更加不当回事,以更大的规模继续进行公债投机,并开始把投机的重点转向期货交易市场。当时,在投机成风的上海,期货交易是赚头最大、也是风险性最高的一项投机事业。半年后他终于失手了,在一次棉纱交易中惨败下来,造成巨额亏蚀,累及正义商业储蓄银行,不得不于1931年11月宣告停业,进行破产清理。

被其他商号抓住破绽打官司

在清理过程中,由于叶鸿英投机亏蚀太多,几乎耗尽银行的大半资力,不用说退还股东的股本,就是连如数归还商号及个人存款也成了问题。但是,正义商业储蓄银行考虑到由此可能会引起社会波动对已造成不利影响,很快便以仅存的资金清退了全部普通市民的存款,而对其他商号的存款则依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破产规定予以部分退还。按通常的惯例,破产清理工作到此也就可以结束了。一部分未能全额索回存款的商号只好自认倒霉,完结了事;但也有一部分精明的商号不甘吃亏,事后他们仍多方努力,设法收回自己损失的存款。不久以后,终于发现了正义商业储蓄银行在公司注册登记中有一个很大的破绽。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最初叶鸿英等人创办正义商业储蓄银行时,上海的华界尚处在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中,他们便向当时的上海县知事公署及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局进行注册登记,确定银行的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领取执照后开张营业。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取代了北京政府,并设立实业部,负责全国各类工商企业的营业执照发放事宜。后来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公司法》,明令从193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原有的各类公司应该重新向当地的主管部门社会局登记,然后转报实业部取得其签发的有限公司或无限公司执照。而正义商业储蓄银行在停业前一直没有重新登记过,也没有领取新的公司执照。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显然成为一个致命的要害问题。于是,这些商号便以此作为合理依据,重新向正义商业储蓄银行提出清偿所欠存款的要求。该银行向债权人作出答复,再三强调他们的银行确系有限公司性质,各股东并无连带偿还责任,因而不能予以偿还。在此情况下,这些商号便联合其他债权人,组成正义商业储蓄银行债权人总会,以该银行未曾向实业部注册领取执照,从而引起股东责任问题为事由,推举五金商人钱选青为代表,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起诉正义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叶鸿英等人,请求偿还所欠存款。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和上海市社会局提出咨询和申诉。法院方面接受了讼诉状,很快开始调查案情,并于1932年6月14日下午二时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其实,案子并不大,但因涉及面颇广,有不少人前来旁听,还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这场官司的最后结果是叶鸿英等银行股东自掏腰包偿还债务了事。至此,上海正义商业储蓄银行的停业风波算是结束了。这场风波给人们留下三点深刻的教训: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投机是极其危险的,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象叶鸿英那样热衷于公债、期货市场投机,虽然能得手一时,但终难逃脱失败的厄运,给企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第二,企业的组织制度建设是企业经营的至关重要一环,不可忽视,一切都要照章办事,否则也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经济纠纷;第三,在法制社会中,人们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条文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保障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人物相关

叶鸿英投资企业

工厂:申大面粉厂、立大面粉厂、永裕纺织厂、荣大染织厂、永茂轧花厂;

公司:华商电气公司、华兴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国安信托公司等;

银行:通和银行、正利银行、正大银行、正华银行、正义银行等钱庄:元大钱庄、福康钱庄、信康钱庄、泰康钱庄、源安钱庄、明德钱庄、恰丰钱庄、晋德钱庄、瑞元钱庄等;

花行:源裕花行、源丰花行、源盛花行、源泰花行、慎余花行等;

文教:鸿英图书馆、民立中学。

叶鸿英从事的义举,不仅限于文化教育事业,还涉及地方公益。如红十字会、济生会、任济堂、贫儿院、残废院、沪南慈善会、广益中医院、普益习艺所等慈善团体,或年捐巨资,或施放衣米,因此地方政府屡颁荣典。叶鸿英急公好义,众望所归,曾被推举为上海城厢总工程局议董、上海县总商会会董、公断处评议、东洋杂货业董事、泉漳会馆董事等名誉职。叶鸿英对于赈济灾荒,亦竭力襄赞,1901年因办理赈务有功,得授知府职衔;1908年办理赈务有功,由候补道晋授盐运使职衔;1922年襄办华洋义赈会有功,北洋政府颁发五等嘉禾章及“嘉惠穷黎”匾额。另外还任东洋杂货业董事,以及红十会、济生会、仁济堂、贫儿院、残废院、公立医院、广益中医院、南洋慈善会等慈善团体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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