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

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祯元年，叶燮生于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

叶燮认为：“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本于六经之道，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于俗，这些是不能变的。”所以体现这些原则的最高典范《诗经》与杜甫诗也是“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叶燮既主张文学的进化，说“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又反对文学的质变，斥骂“叛于道、戾于经”者为“反古之愚贱”。出于这种观点，他要求作诗者这样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先学习古人，“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

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因而对于格律、声调、起伏、照应之类，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要求神明变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叶燮强调“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胆、识、力”四者，叶燮强调“识”，认为“识为体，而才为用”，“识明则胆张”，无“识”而有“才、胆、力”便会背理叛道，成为风雅之罪人。他还声称：“理、事、情”虽为“在物之三”，但“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适于道”。这套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论，是叶燮在文学理论上的主要创造，他曾数次以此为《原诗》和自己文学理论的宗旨。

叶燮提出：“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则工拙定。”但他之所谓“是”，又以“适于道”为最高标准。由此出发，他重质轻文，说体格、声调等等仅是诗的“文”，必有“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故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轻人工，认为“自然之理不论工拙，随在而有，不斧不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对片面追求陈熟或者生新，认为二者均属无本，指出陈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等等“对待之两端”，均“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若能“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不可也”。

叶燮的诗论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他实际上试图把文学创作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并试图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学原则融入诗的特殊规律中去，所以有的观点不够贴切，如以“在我”的才、胆、识、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论。同时他又坚持正统儒家立场，所以仍以合于六经之道为文学的最高原则，且最终倒向了以理摄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否定破旧立新的折衷主义。他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清代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叶燮的诗论原为纠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公安派这两种对立倾向而发。因此在破除正统封建观念、促进文学质的革新方面虽嫌不足，但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却颇多可取见解，尤以对前、后七子拘泥体格、声调的批判最为精彩。他的《原诗》也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

叶燮的诗论对

清朝叶燮以诗论著称于时，其《原诗》以见识拔群、持论系统而赢得生前身后名。他于康熙九年高中进士，康熙十四年，“委任”为江苏宝应县“县长”，为政清廉，民本观念甚强。袖清而心向民者，向来都是为政界“显规则”之大颂，却是官场“潜规则”之大忌，在官场潜规则中，清廉，意味着无银襾奉上；民本，也意味着没心思奉上；有此两端，无以立政界，所以叶燮当“县长”不足两年，“一届”都没干完，即被罢官了。

罢官后，叶燮定居江南吴县之横山，绝意仕进，专意教授生徒，时人呼其为横山先生，他修了一座茅房，起陋室名为“二弃”，源自南宋诗人鲍照之诗“寂寞身世两相弃”，叶燮父亲早死，被父所弃；又被机构开除，为君所弃，所以叫做“二弃”。做了“弃儿”，生活堪怜，晚年常常是缸中无米，柜中无菜，只得以野菜充饥，多以学问换饭酒，若有人家请他去开坛设讲，他乐意前往，条件是“桌子上冒热气”，得管一餐饭，还得有酒；但叶燮讲学，多“看人下碟”，富贵而冒充风雅者，给的出场费再高，讲课费再厚，他也不愿意上这样的“百家讲坛”：“吾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尔？”屠沽儿不仅有酒食，而且请叶燮这样的名人来讲课，一堂课就可以有好几万“小意思”的啊，叶燮却不去，不要，宁可“忍饥诵经”。屠沽儿詈之为酸腐，叶燮自谓为知识分子的清操。

叶燮

叶燮在横山开办了一所自支自收的“民办学校”，虽然没有政府扶持，学校开办得倒也生气勃勃，一时，后生俊彦，奔趋门下，不乏卓然大家者，如沈德潜，如张玉书，纳天下英才而育之，其成就感应该不输当官吧。但在横山不远之处的尧峰山下，另有一人也开办了一所“民办高校”，此人名汪琬，也是清朝一大家，其名气其时在叶燮之上，汪琬也是从政府里退下来的，这个汪琬，写起诗来温文尔雅，性格却比较卞急，喜欢骂人，与其持论不一致者，他就跳起来相骂，一骂，就不留情面，非得争个耳红脖子粗不可，“议论大声，颊发赤，目光炯炯，诗文小得失，必面批折人。”他与当时的于成龙几乎要打起来了，于成龙曾经讽刺汪琬，说他有次登泰山，想拉屎，忍住不拉，要等下山四十里，才“遂于碉畔溺矣，而泰山，不加秽也。”拉屎要拉到汪琬所在之地，气得性格暴躁的汪琬“跳跃谩骂，几至攘臂。”另有名宋琬者，本与汪琬相好，但因观点不同，汪琬就不再与之相往来，并以与名而同字为耻：“吾乃与此人同名。”

碰上了这一主儿，自然有好看。叶燮与汪琬，也就远交而近攻。他两冤家，当年关系挺好的，有年，朝廷要开科举了，叶燮对汪琬说，我们两个去考，非高中不可的，我们是去还是不去呢？“我二人在所必举，将应举乎，抑不应举乎？”汪琬说，咱们都不去吧。叶燮信以为真，没想到这个汪琬，用这法子除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他一人去考了，一考就中了，把叶燮给出卖了。曾有这样的过节，现在又一山二虎，两人有“生源之争”，还不闹得个不亦乐乎？汪琬招收了数百学生，学校里书声琅琅，叶燮哪里也是“远近从学者亦负笈踵来，馆为之满”。其实此时，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倒不是特别计较了，其分歧主要是政见不同，持论不一，于是两人就互相攻讦，并且发动学生各自组织阵营，大打笔仗，横山与尧峰，双峰对峙，各自拉了队伍扔板砖，那景致自然格外壮观。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汪琬与叶燮，各有所长，论搞文学创作；叶不如汪，论搞文艺理论，汪不如叶。两人“骂架”，当然属于搞理论的事情了，所以，这种论争，叶燮占了上风，叶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来，逐字逐句“捉虫子”，一行一段“找岔子”，从错别字到病句，从知识引用到逻辑推理，从文章做法到立论根据，一一给批驳，全方位给挑刺，又从整体上做了一个“文学批评概论”，专门形成了一本书，叫做《汪文指谬》，把汪琬端上台面抛到桌面来“斗垮斗臭”，出其大丑。

汪叶这两个文坛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论争，在大清一代，热闹有余，瘴气也有余，除了各自指陈知识性硬伤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甚而在某些方面，两人的观点本来一致，但为了不屑与对方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类同于“电视辩论”。当然，两人在论争中也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叶燮，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一种治学成果。

但是，叶燮把这成果给自毁了。汪琬死后，叶燮把那本《

当是时，海内以诗名者推士祯，以文名者推汪琬。而嘉兴叶燮，字星期，其论文亦与琬不合，往复论难，互讥嘲焉。及琬殁，慨然曰：“吾失一诤友矣！今谁复弹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燮父绍袁，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国亡后为僧。燮生四岁，授以楚辞，即成诵。康熙九年进士，选授宝应令。值三藩乱，又岁饥，民不堪苦。累以伉直失上官意，坐累落职。时嘉定知县陆陇其亦被劾，燮以与陇其同罢为幸。性喜山水，纵游宇内名胜几遍。年七十六，犹以会稽、五泄近在数百里独未游为憾。复裹粮往，归遂疾。逾年卒。寓吴时，以吴中论诗多猎范、陆皮毛，而遗其实，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著已畦诗文集。士祯谓其镕铸往昔，独立起衰。

【迎春】

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