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

安妮·弗兰克

奥托・弗兰克（Otto H.Frank）安妮・弗兰克的父亲，是弗兰克一家经历纳粹恐怖统治后的唯一幸存者。他的余生致力传扬女儿的日记，1980年去世。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和作家，却因为希特勒发动的一场邪恶的战争，于花季之龄死于纳粹集中营。日记是安妮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在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的社会大环境中，藏匿且充满恐怖的密室生活，在她朴实流畅的笔下，深深地揪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因此，《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心灵世界的独出心独白，更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记者和作家，却因为希特勒发动的一场邪恶的战争，于花季之龄死于纳粹集中营。日记是安妮遇难前两年藏身密室时的生活和情感的记载。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她在日记中吐露了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在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的社会大环境中，藏匿且充满恐怖的密室生活，在她朴实流畅的笔下，深深地揪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因此，《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心灵世界的独出心独白，更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安妮·弗兰克

安妮是日记的作者，是一个开朗乐观、活泼可爱、善于思考的女孩。即使是在最恐俱、痛苦的黑暗时刻，安妮也仍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她在日记中写到“我相信今天失去的幸福一定能从大自然里再找回来。有信心和勇气的人也决不会困死在不幸的遭遇里”，就是这种乐观的心态支撑着安妮面对一切困难，让她从孤独、寂宾、大人的不解与可能被捕的恐惧中慢慢地走出，她热情开朗、活泼可爱，有着很多的朋友也深受同学的欢迎，虽然被困在秘密小屋，但安妮却热爱写作，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她总是审慎地检讨每件事情，找出事情的症结，善于思考。

安妮还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对于纳粹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她深恶痛绝，而对于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她心存感激，在日记中写到“这些人的行为就像我们的救命思人，我觉得他们这种博爱的行为，绝不输给任何一位前线战士”。当她听到被送去集中营的犹太人被集体毒死时，她心生怜悯，觉得“心里好难过，忍不住热泪盈眶”。

安妮也是一个懂得忍让的女孩，面对温达安太太无理地嘲讽与数落时，安妮虽然很生气，但她没有顶撞温达安太太，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温达安太太的性格，面对迪塞儿的小气与自私时，安妮没有与他计较，她希望大家能和平共处。

安妮还是一个渴望爱的女孩，来到秘密小屋后，安妮感到孤独、寂宾，他渴望得到父母的理解与爱，但姐姐玛格却更得父母的疼爱，安妮并没有嫉妒，而是努力的反思自我，使自己的思想更成熟。安妮也渴望与皮特纯真的爱情，但这并不是一般的天长地久，她虽然爱着皮特，但她懂得自控，有着独立的人格。

弗兰克先生

弗兰克先生是安妮的爸爸，是一个谦虚、隐忍、随和的人。他从不主动与人争吵，喜欢孩子并十分愿意教他们功课，即使是在秘密小屋最艰难的日子里，也坚持让孩子们继续学习。他待人和善，心地善良，曾对安妮等人说过“救人第一，其他的事情第二”，也是秘密小屋中最后唯一的生还者。在他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出版和推广女儿的日记。 [2]

伊迪丝·弗兰克

伊迪丝是安妮的母亲，原名伊迪丝·霍兰德，最初来自德国亚琛。1925年她嫁给奥托。安妮觉得与她母亲的关系并不亲密或者说没有共同语言，两人经常吵闹。安妮认为她母亲太多愁善感，太挑剔。伊迪丝于1945年1月因饥饿劳累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范·丹先生

和弗兰克一家一起躲藏在密室中的另一家庭的父亲，作为草药专家和弗兰克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工作。范·丹先生的真实姓名是赫尔曼·范·佩尔斯，但是安妮在日记中称他为范·丹先生。根据安妮的描述，他聪明、固执已见、识时务，而且有些自私自利。范·丹先生喜怒无常，开诚布公地表达他的想法，不惜挑起事端，特别是他与妻子常常公开地吵架。他于1944年10月或者11月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中。

范·丹太太

范·丹先生的妻子。她的真实姓名是奥古斯特·范·佩尔斯，但是安妮在她日记中称呼她为彼得罗妮拉·范·丹。安妮最初把范·丹太太描写为和善的、有意思的女人，但是后来却称呼她为挑事者。她是一个宿命论者，小心眼、以自我为中心、轻浮、吝啬、讨人厌。范·丹太太经常抱怨家庭境遇，安妮对此并不赞成或认同。范·丹太太未能幸免于难，但是她死亡的确切日期不为人知。

彼得·范·丹

范·丹家的少年，他真正的名字是彼得·范·佩尔斯。最初安妮认为彼得讨厌、懒惰、敏感，但随后他们成为了亲密朋友。彼得很安静、胆小、诚实。对安妮很温柔，但是他不认同她强烈的信念。在密室期间。安妮和彼得发展成了恋爱关系，这使得弗兰克先生很沮丧。彼得是安妮的初吻对象，是她在密室的知己，爱慕和关注的动力。彼得于1945年5月5日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离集中营解放仅仅三天。

玛戈·弗兰克

玛戈是安妮的姐姐，1926年在法兰克福出生。在安妮的日记中很少提到她，并且安妮并未描述玛戈的真实性格。安妮认为玛戈漂亮、聪明、多愁善感，是大家的宠儿。然而，安妮和玛戈不是很亲近，玛戈出现在日记中大多只有在安妮感到妒忌或生气时才会被提到。安妮死前的几天，她在集中营中死于斑疹伤寒症。

《安妮日记》之所以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安妮在战争中，人性经历最严峻考验的时刻仍能坚守信仰，她以14岁少女初长成的智慧，向世人证明：“工作，爱，勇气和希望”能够救助困境中的心灵，人们可以不用选择颓废、堕落来应对逆境。

《安妮的日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安妮等8人在秘密小屋2年多的生活。安妮的日记不仅真实再现了秘密小屋里的人的日常生活，也揭露了德国纳粹党的罪恶，是指控他们残害犹太人罪行的见证。

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安妮表达了自己对战争、对种族灭绝政策的怀疑与愤怒。开始时安妮只把避难看做一种冒险，但是，逐渐地她发现自己必须思考这场战争以及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安妮的日记证明了战争展示出人性最好和最坏的两种特点。特别是慷慨和贪婪，这两种性格成为密室中人们的典型性格。这些人们的生活来源依赖于那些对食物、金钱和任何其他资源都很慷慨的荷兰人不断冒险供给。

该日记写作形式独特，全篇都是以日记方式来叙述，安妮把她的日记取名为绮蒂，并把它当做是自己的朋友，以书信的方式给绮蒂写信来记述日记。语言亲切易懂，朴实无华，真实的反映了作者的心里感受。安妮躲藏的时间和在不同时间里的不同的态度也表现在日记的语言使用中。从一开始对新生活充满憧憬的态度转向对纳粹党的行为的愤怒之情，表现为否定的评价；继而使用大量的否定词汇来表达她对犹太人的未来充满绝望；到后期，由于心中的坚定信念和独立思考的作用，安妮选择对未来表示肯定的评价。与此同时，从投射句式和表达“话语行为”的名词方面分析，安妮从介入极少声音到介入大量外部声音，最后又恢复为介入少量的声音，可以看出安妮在介入的外部声音方面表现出波动的状况。态度和介入声音大小的改变反映了安妮在密室生活中不仅身体日趋成熟，心理方面也在渐渐成熟。两年的密室小屋躲藏生活逐渐塑造了她成熟的性格和不同的人生观，她开始拥有了一段独立和自我的人生路途，最终成为一个心智比较成熟的年轻女性。

经由其父亲编辑，日记以《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为名出版（1947年）并成为国际畅销书，被翻译成英语（1952年）和其它66种语言。日记也曾被改编成戏剧（1955年）和电影（1959年）。日记的一个重要的版本出版于1986年。1995年，在安妮去世五十周年时，出版了一个完整的版本，包含近三分之一更多的内容。

她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

《安妮日记》成为流传最广的有关犹太大屠杀的文字之一，也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安妮日记》充分显示出了作者的写作才华，深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当代青少年阅读的经典之作，也是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它对纳粹党罪恶的揭露，对二战时期历史的描写，使它独具历史价值。

《安妮日记》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此书仅在中国就有多个译本。此外荷兰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把那间密室改造成“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此地遂成为一重要旅游景点。

美国剧作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曾以“有着媲美长篇小说的张力”来形容安妮的写作风格，并受到日记的启发和感动，在日记出版后不久便与奥托·弗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

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日记内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当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Of all the multitudes who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spoken for human dignity in times of great suffering and loss,no voice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at of Anne Frank）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纳尔逊·曼德拉：“从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和安妮对纳粹的反抗相提并论，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不断被和安妮·弗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必定会失败。

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精神至今仍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

奥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如此的深远。

“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发生著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批评与质疑也开始不断出现。有著作申述了这些批评，最早的著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1958年，当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出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认为安妮·弗兰克这个人实际上不存在，并向维森塔尔挑衅，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资证明。后来维森塔尔于1963年找到了当时的警察卡尔·西尔贝鲍尔，在会谈中，西尔贝鲍尔对当时的罪行直言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弗兰克。他还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装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他目击证人，包括奥托·弗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存在与否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的新质疑。这些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上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指为骗子。1959年，奥托·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教师洛塔·斯蒂劳（Lothar Stielau）提起诉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奥托又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上刊登来信支持斯蒂劳的海因里希·布德贝格（Heinrich Buddeb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其言论，而奥托·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托·弗兰克控告弗兰克福的海因茨·罗特（Heinz 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海因茨·罗特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罗特其后提出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1976年，奥托·弗兰克也对恩斯特·罗默（Ernst Romer）提起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Bestseller,A 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叫艾德加·盖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罗默罚款1,500马克，而盖斯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托·弗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规定范围而结束。

在奥托·弗兰克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后来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记的笔迹并与过往案例作了对比，证实笔迹吻合，而且日记上的纸张，浆糊与墨迹亦被确认为与日记撰写年代吻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荷兰司法部确认为真迹。后来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综合研究结果与原稿及其他资料，出版了所谓的“评论版”。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院对此版日记进行了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