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

卡尔·波普

卡尔·波普（SirKarl Raimund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

波普生于1902年，他的成长期在一战后狂暴的维也纳度过。16岁离开学校，开始到维也纳大学旁听讲座。年青时曾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抵制了1919由左派煽动的街头骚乱，这次骚乱中有示威者死亡。同年，他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一度跟从Alfred Adler做精神病医生工作。他开始对哲学学习感上兴趣，并下决心要成为学校教师。1919年，波普成为Arthur Eddington关系亲密的学生，这位先生曾成功地验证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注意到，爱因斯坦对待自己的理论的批判性态度，与马克思、弗洛伊德、阿德勒及其追随者的"教条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1922年他被维也纳大学录取。为实现自立，他给一位家具工匠做学徒，并从事社会工作。为实现当学校教师的理想，他后来又重返校园。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获得教师资格证书。20年代晚期开始，他开始与维也纳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成员来往，这个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试图表明科学对于哲学的重要性。1934年他出版了一本论述科学之逻辑基础的著作，当时几乎无人关注，但却相当经典。然后在纳粹反犹主义的危险下被迫离开奥地利。先到新西兰，并在那儿获得大学教职，二战后回到英国，出任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教授，一直到退休。

1945《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957《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959《科学发现的逻辑》

1963《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1972《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1976《无尽的探索—思想自传》

1982《开放的宇宙》

1992《二十世纪的教训》

1989年柏林墙倒塌，使人们重又对波普主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发生兴趣。该书1945年在英国出版的时候，波普还只是一位并不知名的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奥地利科学哲学家。该书曾被20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最后，才由哈耶克推荐给Routledge得以面世。波普称此书是他自己"战果"，他试图批判隐藏在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他所关心的是善良的人们是如何被诱惑信奉他认为是危险的错误思想。虽然他30年代由于犹太血统被迫离开了他的故国奥地利，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在书中他却一字未提个人的苦难与悲伤。那不是回忆录，而是从哲学上对乌托邦思想予以全面清算。在他写作之时，他所挑战的观念，似乎大有席卷全球的气势。当这些错误观念的源头被追到马克思、黑格尔，甚至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时，他丝毫没有退缩。当众多知识分子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念之时，波普却英勇地捍卫了民主原则，勾勒了一种立基于民主改革的社会图景。

波普是位证伪家，他觉察到不管以何种名义宣称可以提供某种确定的真理的知识体系或政权所蕴涵的巨大错误和危险。在这样一种系统中，就毋须建立促进思想之交流和学习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因为真理已在手中了。打着历史进步的招牌，政权就可以宣称对个人自由的压制，甚至大规模的暴政，都是合法的。因此，波普反对一切宣称掌握了历史变化的规律的理论，他把这种错误学说称之为历史决定论。历史预言是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事实上，纳粹主义和苏联式极权主义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惨剧。

虽然此书准确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威胁，但并未提及苏联，或为冷战内容。实际上，波普是在二战前发展起自己出思想的，当时的地缘政治景象是迥然不同的。不过此书一出版，就因其对柏拉图和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所蕴涵的极权主义倾向的毫不留情的揭露，而受到众多哲学界人士的攻击。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不屑一顾，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很多人长期昧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前景，对任何人胆敢把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都暴跳如雷。尽管如此，波普此书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并对左右两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Isaiah Berlin在1963年写道：波普此书"是当今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最细密、也是最大胆的批判"。《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最近所列20世纪最重要非虚构类作品中，此书排第六位。乔治索罗斯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波普，读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爱国，目前他组建的阿道夫开放社会研究所则致力于传播波普的开放社会思想，特别是在东欧。看来，波普在冷战之初所揭示的政治哲学，如今仍在为世人重视，并在新近走出铁幕的国家付诸实践。

由于对政治和科学思想的贡献，波普将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而为人们铭记。他的很多洞见已成为常识，这也可能正是他名声不振的原因吧。我们常听人说"证伪"这一或那一理论，却不见人提起导入这一概念的人，科学已深深打上了证伪方法的烙印，而开放社会一词，也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时至今日，正是由于波普，所有的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成了证伪家，他们都认识到了实证主义的失败。（有的学哲学的学生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波普，那是因为波普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常识中了）

有些哲学专业不愿接受波普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哲学常能穿透常识的的蒙蔽，违反人的直觉。很多哲学家相信，实证基础可由理性的辩论提供，因而，也就毋须波普的推测及批评驱动的方法。他们认为，只要需要，实证就是可能的。而有些哲学家则相信，理性的辩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而觉得波普未免太乐观了。也有人攻击他的科学哲学没有能解释科学是如何运作的。有批评者坚持，归纳是科学进步和我们就未来行为做决策的的关键。由于他的政治理论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系统的世界观，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可谓人人言殊，这也部分是因为他疏忽了某些细节。虽然这也可以视作他的著作的一个长处，体现了彻底的反教条主义的品格，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没能吸引更多门徒，引发更多讨论。

波普巧妙地批评了很多主流哲学观点。他朋友很少，学术界也鲜有人皈依他的思想。他甚至为他最出色的学生所背弃。他的一位同事曾开玩笑说，波普的书其实应该被他的敌人称为开放社会。波普的追随者很少成为著名大学有势力教授的。尽管有这些批评和挫折，不过波普仍将在世界各地普通读者中广受欢迎。他对开放的胸怀和观念自由交流的呼唤，将继续深得读者之心。波普也留下了一批论文和未出版著作在胡佛研究所。

他的著作总是充满洞见，从而使他成为二十世纪哲学家中，少数在未来仍广受读者关注的人物。

顺便说一句，卡尔波普的哲学和思考方式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大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

大多处于专业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专门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国际哲学大会上，波普尔提交的一篇论文，分析了莱布尼斯对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批判如何影响了物理学从原子论到“法拉第－麦克斯维尔场论”的发展。这篇论文在极小的圈子里获得盛赞，但大多数哲学家几乎不知所云。他与艾克里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脑》一书也有类似的命运。波普尔更像是莱布尼兹时代的学者，在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地带展开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当代是没有多少同行的，也难以在专业哲学界获得承认。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失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 “自由左派”。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波普一直关注知识的有限性和在这些限度下促进知识增长所需之各种结构。在科学和哲学两方面，波普都是主宰了20世纪的实证主义的批判者，因为实证主义假设，知识必须以经验运用归纳法所能验证的为限度。实证主义声称，有意义的陈述必得是可以验证的。而波普则主张，某种普泛的理论的验证，需要在每一可能的例证中都得到肯定的结论，未来的例证是永远也不能观察到的，因此它就永远不能作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在波普看来，一贯正确的知识基础或例证，感觉经验、直觉知识都是难以获得的。对这一点，波普特别地论证说，我们的知觉能力和思考能力只能受进化局限，只能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特定的和有限的理解。我们不是上帝。波普等人也注意到，实证主义的验证原则本身就不能接受验证，因而按它自己的标准也不能算是有意义的陈述。

而根据这种科学实证主义的主流观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在其支持者看来，都是科学理论，这些追随者似乎在各种可能条件下都能自圆其说，从而不屑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虽然这些验证根本不说明什么问题，但他们由此而获得了某种确然的信念。相反，波普则主张，科学理论之为科学，就在于其可错性，亦即有被驳倒的可能性。一种理论，唯其可能是错误的，在能在检验和批评中继续生存。波普据此试图通过比较爱因斯坦物理学一类的科学理论，与他所拒绝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心理分析学之类的伪科学之间的区别，来揭示支撑科学的哲学基础。可见，他的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与他早年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有很深的关联。

波普指出，进步所需要的是一种批评性的结构，在其间，彼此竞争的理论能够被检验。波普称他的哲学为容错或批判理性主义，他的格言是"我可能错了，你可能是对的，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可能离真理就更近一步"。波普主张，我们不要去试图徒劳地去检验或证明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相反，我们应该努力去证伪他们，因为我们只需一个否定的例子，就可以推翻整个理论。因此，在理性的辩论中要紧的是，使不同的主张向批评开放，抛弃我们认为错误的理论，留下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理论，这就构成了进步的动力。这一"最好的"理论并不会永远经得验证或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们也不能被证伪，所以，它们其实是更好的可供我们证伪的理论。如果你坚信某一特定观点是合理的，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使这一观点向批评开放。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仅可以取得进步，也能使人类保持乐观主义，这在波普看来是一项道德责任。

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波普的核心洞见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获致知识理论和一般的批评辩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波普指出，这一点能使我们保持谦卑，认识到我们的局限性。他写道：“我们一无所知--这是第一点。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谦逊--这是第二点。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应声称知道--这是第三点。”

零碎社会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

他所担心的是，当我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确定无疑的知识时，我们就变得自大起来。而这种自大如果使我们觉得压制那些不同意的人也是正当的时候，就很危险了。如果某一政府整个被这种自大心态控制，危险就会急剧地放大了。由于此种确凿无疑的知识根本就是不可能得到，那种自大也根本就没有根据，波普则试图分析，在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后，何种政治结构最有利于社会进步。

波普把批判理性主义应用于政治领域，而鼓吹开放社会中的零碎社会工程。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是否获得了真理，但经过努力，我们可以矫正那些可以被确认的种种问题，从而得以推动社会进步。在波普看来，哲学和政治学的出发点应该是解决具体的问题。改良方案和政策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推测和主体间的批评过程获得，这一过程要求我们展开论据，并使政策尽可能地明晰、清楚。为使此一过程很好发挥，我们就必须维系自由和批评性的制度，保持个人自由，我们也需要一套服膺和平改革的政府体制（即民主），我们之所以青睐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这套制度允许不同的观点在观念的市场上进行竞争。

波普和哈耶克都曾是胡佛研究所研究员，他们的著作都收藏在胡佛研究所档案。这两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保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收藏于胡佛私人或学术交流的明信片、信函，见证了他们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二位都是奥地利人，都在英语世界度过其学术生涯。哈耶克帮助波普在英国出版了他早年的著作，并帮他伦敦经济学院谋到职位，当时哈耶克是那儿的教授。而在反对极权主义上，他们携手并肩，其著作中有很多相近之处，哈耶克写给波普的信中甚至称之为"我们的"哲学。

虽然波普强烈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极权主义的倾向，但他对马克思本人的道德动机却持同情态度，他写道：

如果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观念，如果能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则我可能至今仍是社会主义者。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一种适度的、简朴的、自由的的生活，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试图实现平等就可能危及自由；而如果失去自由，则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又何来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