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

习凿齿(317-383，一说328-413)，字彦威，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

习凿齿

书谏桓温

习凿齿少有志气，且博学多闻，以能文著称。初为东晋大将、荆州刺史桓温的别驾，位列诸参佐之首。桓温北伐时，也随从参与机要。桓温任大司马后，图谋篡夺帝位，习凿齿著《

习凿齿

与士对榻，显其自然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座，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晋代另一著名大儒孙绰造访桓温，此时习凿齿与孙兴公此前还不曾相识。于是，桓温便让他们两人在家中相见交谈。谁知，孙绰开口便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这是《诗经·小雅·采芑》中的句子，原是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要他们不可与中原大国作对。而习凿齿恰好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兴公引用这两句诗，是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善意而又带嘲讽的玩笑。然而，习凿齿更是饱学之士，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诗句。“大原”即为21世纪的“太原”，“玁狁”则是周代北方的小数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被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恰好原籍山西太原。习凿齿移用涉及孙绰祖籍的诗句，也巧妙地笑讽回敬了孙绰。

绰性通率，好讥调。尝与习凿齿共行，绰在前，顾谓凿齿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

前秦王苻坚也是一个对佛教很虔诚的信徒，後来他带兵攻陷了襄阳，把凿齿和道安法师二人一齐接往长安，说∶“朕以十万师取襄阳，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对二人如获至宝，给以隆重的礼遇。

习凿齿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东晋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有至交。道安法师是般若学传入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阳住了十五年。凿齿久闻道安法师的名声，在道安法师率领僧众开始即将到达襄阳时，就先致书通好。(见《弘明集》卷十二「与释道安书」在信中，凿齿表达了他本人以及襄阳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他说：“承应真(即阿罗汉)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宗虚者悟无常之旨，存有者达外身之权。清风藻於中夏，鸾响厉乎八冥。玄味远猷，何荣如之..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箴。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性，非常言也。”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凿齿在信中还对肃祖明帝(司马绍)倡兴佛教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说∶“夫自大教东流，四百馀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

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大块既唱，万窍怒号，贤哲君子，靡不归宗。”“真丹宿训”是指佛祖初说的教法、真谛。在这里。凿齿表明了自己对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对明帝以来“始钦斯道”深表欣慰。道安法师到达襄阳後，凿齿便尽地主之情，对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护”。相信道安法师定居下来後，往见凿齿。就座以後，凿齿自通姓名曰∶“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对。从此二人往来不断，相磋佛经妙义。凿齿又向他的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说道安法师不仅博通内外群书，於“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远胜非常道士”，“乃是吾由来所未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也称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同上)可见二人对佛教义理皆有深研，甚为投机。凿齿在长安不久，便以病请回。晚年曾被朝廷徵以国史职事，但未及赴任，就去世了。

习凿齿

《汉晋春秋》

桓温企图称帝，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制桓温野心，以蜀汉为正统。习凿齿画像

《四库总目提要》评道：“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该书上起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迄西晋，记了近三百年的史事。他在叙述三国历史时，以蜀汉刘备为正统，魏现操为篡逆。认为晋司马氏虽受魏禅，应是继承汉祚，不应继魏。融，晋朝国统不正，不能昭示后世。(南宋理学家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

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习凿齿有三子：习辟强、习辟疆和习辟简。

习凿齿

《晋书》的评论

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干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

(习凿齿、俆广等)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

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诟病。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习凿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在于他曾得到荆州刺史桓温或前秦王苻坚的赏识，也不在于他历任过什么品级的官职，而在于对中国史学和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他因此而“名高两晋”，以致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慕其名而争相“征辟”他。而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优秀知识分子，习凿齿却又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民族气节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前秦王苻坚统一北方后，于公元383年征调90万兵马大举进攻东晋。攻陷襄阳后，苻坚因慕习凿齿的才学与名望，屡屡致书“征辟”习凿齿，并派车马将他请去，许以高官厚禄，欲利用习凿齿为其实现政治野心服务。但面对大兵压境，习凿齿却以脚病为由，始终不肯从召，“鄙之”而“不仕”，并不辞而去。从而，他不计长途跋涉之苦，以老弱之躯，携妻带子，背井离乡，远觅避秦之所，最终来到新余白梅隐居。习凿齿为人刚直，却与林泉之士友善有加，不畏权贵，不求荣禄。

虽在野漂泊，却淡泊明志，并不因失官受挫而沉沦，而是白首之心，穷且益坚，躬耕田园，著书立说。其功绩已光昭史册，他的奇闻轶事，依然流传民间。唐朝诗人张子容在其《乐城岁月赠孟浩然》一诗中，曾这样写道：“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插桃销瘴疠，移竹近阶墀。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