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夏

1962年出生于四川；

1984年与李亚伟、胡玉、胡冬、马松等共创“莽汉主义”诗歌流派；

1990年代初主编，出版《20世纪诗歌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并在当年全国图书节获奖；

1993年起开始进入文化产业，经营范围涉及电脑制作，多媒体，广告，图书等众多领域，现为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

《丧--万夏作品集小说卷》、 《本质--万夏作品集诗歌卷》

彼女

彼女何时有我于你心中的独白

多日的铜皿已无水可盛了

而今你又澡身，以水亲近我

连我的面影也缩在发式里

而许多次哭泣

却与我无关

忧思于昨天的日子

昨夜如此宁静

以至你想死去，成纯粹的表情

再也不能暗伤与自卑

然而哭泣甚今

连我也崇高了

其后，你美貌无比

你的病态使所有的腰身都成了水妖

下雨的日子也正落着杏仁

手势已经用完而暗语不断

准确如默契

如你再次诛杀我

想死的女人永远忧郁而美

君临对岸又不敢正视

你是一簇语言倒影在酒器中

以自己的模式开放成花朵与独白

又使布帛盛满皮肤

我无处可寻

竞选学校骨干

1979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虽然英语很差，不过总分还属于高分，我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我的家人和老师都坚决反对我报考法律系，我完全都不予理会，但体检的时候却被查出有心脏期前收缩的毛病，这是青春期常有的问题，过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它改变了人的命运。

读第二个高三时，我基本上没有好好学习，整天忙着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那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出来，我写了一个有关越战的电影剧本，往各大电影厂寄，结果全都被退了回来。

第二次高考我的分数很低，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本科类学校里的最后一所：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大）。虽然如此，我和我的同学在入学之初，仍然都是怀着浪漫情调与理想的热血青年，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自己都充满了希望，觉得自己非得干出一番事业不可。

入学一个月之后，我就经历了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南充师范学院被划在南充的某个区里面，有两个区代表的名额。选举的通知让学校一下子炸开了锅，尤其是政治系和文学系的人。选举期间，学校里到处都是张贴的海报，每天都有人开会演讲，向大家允诺说如果他当选了，就会保证食堂饭菜变好之类。

演讲到最后基本上分成了两派，我成了政治系的一个人的竞选班子的骨干力量，四处动员大家投票。

这次竞选真的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都被明朗化。

曾经，学校里规定不能跳“流氓舞”———其实就是迪斯科，不准男生女生勾肩搭背，不准穿牛仔裤……有的人的竞选纲领就说，应该允许学生谈恋爱，这是天赋的人权。

在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上，台下坐着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人，台上演讲的人公开指责团委书记虚伪，并且和台下的人展开了唇枪舌战，在那种气氛中，人完全是平等的，不因为谁的地位高而仰视谁。

所以说，我一进大学就接受了一次洗礼，而且它与我当时的理想完全共鸣。我在开学不久就买了《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物种起源》这一类的书，尤其是《光荣与梦想》，读了很多遍。

莽汉主义

在诗歌界流行“朦胧之争”的时候，我们写的诗让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我们像是流氓在写诗。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诉我说人家说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我说我们就叫妈妈的诗。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来写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极尽侮辱的词。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之后都觉得太棒了，从此开始天天在家炮制这种用粗话写的诗。我把诗寄给在重庆的李亚伟、马松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目瞪口呆，也开始写这种诗，并且引发了很多追随者。开学过后，我们在南充开诗歌朗诵会，我们学校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人都被震惊了，他们觉得这场朗诵会更像是一堆谩骂，有几个人当场站起来攻击我们说：“像这种诗，我一天能写30首。”

可是后来好多反对的人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都开始写这种诗。

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出个集子，胡冬说取名叫《好汉》吧，我说不如叫莽汉，“莽”的繁体字是两只手抓三条狗，非常之凶猛。我一开始写“莽汉诗”，纯粹是想写一种生活状态，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自然了，好多诗都好像是为了口号而去写，感觉很做作。

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内心里面有很细腻的一面，而李亚伟和马松是骨子里面的硬汉，后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光靠我和胡冬这两个中途撤退的家伙，“莽汉主义”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