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

何顿原名何斌，湖南郴州人。原名何斌，长沙市人，下过乡，读过大学，当过美术教师，干过装修等，现为长沙市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就这么回事》、《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等。被评论界视为“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部分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

198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1977年赴湖南省开慧公社插队务农，后历任长沙市光电二厂子弟学校教师，长沙市第九中学美术教师、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9年在《芙蓉》上刊登了中篇处女作《古镇》，从此走上文坛。

这几年，分别在《收获》、《钟山》、《十月》、《花城》、《大家》、《小说界》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及《北京文学》等等刊物上，发表了长、中、短篇小说两百余万字。

已出版长篇小说：《我们象葵花》、《就这么回事》、《荒原上的阳光》、《喜马拉雅山》、《眺望人生》、《荒芜之旅》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太阳很好》、《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被评论界视为“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部分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

2011年7月《湖南骡子》在人民文学社出版，中宣部重点作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小说的推荐书目由湖南经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买下影视改编权，并将改编成百集电视连续剧，前50集将于明年完成改编，后年投拍。

《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太阳很好》、《就这么回事》、《无所谓》、《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阳光》……何顿的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写长沙，写长沙这座城市里的故事和人物。这些很“长沙”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近两年来接连不断在《收获》、《大家》、《花城》、《钟山》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亮相，年轻的何顿日益引人注目。 何顿的小说首先是在人文荟萃、信息灵通的北京、上海反响热烈。 “何顿像太阳，读者像葵花”《北京青年报》以此来比喻何顿小说的读者之多。《中华读书报》将《就这么回事》评为1995年最好的两部长篇小说之一。（另一部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中央电视台派记者专程上门采访何顿。《新民晚报》多次介绍何顿其人其作。《文学报》发了何顿小说专版。小说评论家程德培《终于出了个何顿》一文在香港某大报发表，后又被台湾报纸转载。何顿的小说被译成英文，在英国、澳大利亚出版。评论界忙着给何顿戴上各色“帽子”。陈晓明把他划为“新表象”，张颐武、王干把他纳入“新状态”，更有人称他是“新生代”，是一匹南方的“黑马”。影视界在重金争购何顿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张艺谋买断《就这么回事》，社宪任董事长的北京先奇影视制作中心买断《我们像葵花》，可何顿还是长沙的何顿，他照旧日复一日呆在南区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写他的小说。

“在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皿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 何顿扎扎实实是一棵生在长沙长在长沙的树。

出身书香门第

出身书香门第的何顿是街上长大的孩子，家住一条叫青山祠的小巷子里，街头巷尾就是小何顿的乐园。“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这支英雄的顺口溜就是细伢子们喜欢一路上吼的，几个小家伙还常常钻进附近书院路异南春茶馆玩，竖起耳朵，听大人们讲张家李家的故事。

身为教育工作者的父亲也常给何顿讲故事。何顿称父亲对他的教育是“庞大而影响深远的”。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父亲讲韩信甘受胯下之辱、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读中学的时候，何顿的书包里多了一本厚厚的《水浒传》。他迷上了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他爱画画，画得最多的，除了飞机大炮，就是黑旋风李逵和浪里白跳张顺。

跨进湖南师大美术系学油画的何顿，曾立志成为“中国的列宾”，创作像《伏尔加纤夫》那样的世界名画。谁知本为加强艺术修养翻开文学名著，竟一看而不能自拔。《红与黑》、《包法利夫人》令他如痴如醉。理想的航船从此转向文学，何顿以“初生牛犊”的气概一起手就弄了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幽寂的黄昏》，写身边的大学生活。结果当然没有发表，后来这书稿被他付之一炬，十几年来何顿共烧了五六十万字的书槁。

“这可能是命！”每当有人问起何顿为何改行搞文学，他总是这样回答。 何顿在选择文学创作的同时，自然而然就选择了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他在长沙这座社会大舞台上苦心排演一出出“戏”，他在不自觉中一步步向他心中的这座主藏艰难拓进。

“在何顿的血脉中有高贵的文化的血液，但他在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民倾向。”何顿的朋友林乐之说。

长沙南门口几个做生意的小老板，听别人传何顿的小说如何如何，他们找来《我们像葵花》看。一看就丢不开，看完后惊讶万分：“咯就是写我们！”前不久，几个人拐弯抹角与素不识的何顿联系上，非要请作家去吃饭不可。在“金三角”吃完饭，又拉着去他们店里坐，很激动地跟何顿谈小说中的冯建军、李跃进、刘建国。

何顿大熟悉他们这些人了。用何顿自己的话说，他对这些人的了解是“一碗饭”。小时候玩在一起，停薪留职搞装修生意又成天与这些人泡在一起。好几年时间里，一个星期总有三四个晚上，何顿同他的个体户朋友，在“新华楼”、“玉楼东”喝茶喝咖啡谈天说地。 而对把喜怒哀乐摆在脸上的他们，何顿感到他们活得很真实，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何顿在感受他们的同时又时时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看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没有背景、没有依靠；靠时代赐予的机遇，靠他们自己的挣扎和拼杀，甚至靠不择手段和铤而走险，他们发了点财。但是物质上的享受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充实。文化贫乏症使他们无力摆脱金钱的怪圈，他们于是不断地寻找刺激，不少人在寻找刺激中“失控”，何顿还看到了这些城市小市民身上活跃着市场经济的“细胞”，看到了这些人庸庸碌碌的身影隐约着真、善、美的闪光。

发表

“在长沙，这些人是很‘海’的满哥，但他们的内心又是那么脆弱。他们身上的故事甚至不要你去编造，比编造的更生动。”何顿要表现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这个装修和那个装修的间隙，199O年10月，他终于完成了中篇《生活无罪》。这部5万多字的成名作成名不易，两年多时间在东南西北多家刊物屡屡碰壁，飞来飞去作全国漫游。直到经知名作家何立伟力荐，《收获》的编辑肖元敏慧眼识珠，发表于《收获》1993年第1期。有了《生活无罪》的面世，才有了何顿士气大振一发不可收，日后最终放弃了更赚钱的装修生意而专心创作。

何立伟曾预言何顿会走红，他评价何顿的小说写得“扎实”，“具有一种物质的硬度，残酷的真实，达到了文学的纯度。”而何顿对自己的创作追求则讲得很通俗：“我追求平实。文学的魅力和张力在真实上。”

越来越多的长沙人在读何顿的小说。长沙人读何顿，比外地人更容易“入境”。这小说里有火宫殿臭豆腐的飘香，有琴岛俱乐部的笑声，有黄兴路时装屋，有烈士公园人工湖的游船……更奇的是这小说里来来往往晃动的人物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长沙话，譬如把“讲笑话”说成“讲相声”，把“流浪”说成“打流”，把“解决问题”说成“了难”。

“地域色彩就是世界色彩。”何顿说，“福克纳用美国南方的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语言是思维的现实。长沙人何顿习惯用长沙话思维，他压根没想过长沙话会有人看不懂，相反他觉得长沙话有魅力，长沙方言的顿挫感节奏感很强韵味十足。在何顿的小说中，一般叙述用书面语言，人物对白几乎全是长沙土话。这样，标准的书面语和特色的长沙话形成两个不同的层面，起到了烘托人物形象的作用。事实证明，驾轻就熟地大量运用长沙方言，并未影响何顿小说的传播，倒是成就了他“这一个”。

何顿的作品是市场转型时期都市生活的一面精彩的镜子，对商业化社会的欲望细节。何顿擅长写城市下层的小市民个体户，他写小痞子而不像王朔那样有痞气，更没有王朔小说的反道德倾向， 何顿的大部分作品表面上看似直白晓畅，实则在技巧上针脚细密，叙述的穿插，场景的勾勒、细节的润色均有讲究。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这样评论何顿的写作：“他只是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表达他的个人感受……那些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令人惊叹不已。”

2016年，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获湖南第六届毛泽东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