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

傅增湘(1872—1949)，字叔和，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四川宜宾江安人。

工书，善文，精鉴赏，富收藏。以藏书为大宗，世所闻名，历任贵州学政，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

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傅增湘

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

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

1915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

1917年12月，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一年半，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

1919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离职。傅增湘极力抵制，不得不辞教育总长职。

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以图书收藏研究为乐，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傅的收藏在当时独步天下，中外闻名，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为我国著名藏书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增湘留滞北京，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这为后人所诟。他藏有一部南宋本《资治通鉴》，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别署“双鉴楼主人”;又由于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1949年的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还未到，傅增湘已经遗憾长逝。

傅增湘作品

《

傅增湘先生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字迹端

庄典雅。行书以二王为基础，融唐碑笔意，于俊秀中添加了豪气，在转折处颇见楷书功底。尤其是先生写在书后的跋文，工整流畅且活泼，为文人字之典范。

伦明评论傅增湘说：“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靡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傅增湘是现代赫赫有名的一个大藏书家，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确实堪称为一代宗主。

傅增湘作品

藏书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他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曾用百金买到傅增湘夫妇

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这是他生平所购第一部宋版书，十分珍惜。然经张元济鉴定，此书乃为清四库进呈本，被馆臣窜易删落，面目全非，他深感痛惜，于是便更加发奋购书。他的藏书处名为双鉴楼。“双鉴楼”的来历是这样的：他的先人也有藏书，留下了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

1916年，他自己又从端方的藏书中买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为自己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的《洪范政鉴》一书。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这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书。自宋至清末，它一直在内府保存了七百多年，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格，桑皮玉版，玉楮朱栏，有内府玺印，确实为罕见珍宝。从此，他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不再是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是以南宋写本《洪范政鉴》来代替了。

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研究。遍交当时藏书大家，如李盛铎、缪荃孙、袁克文、陶湘、张元济、刘承干、叶德辉等人，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 000余卷。北京新居建成后，又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名“藏园”，园内书楼有“素抱书屋”、“长春室”、“池北书堂”、“莱娱室”、“企麟轩”、“龙龛精舍”等。

1929年编有《双鉴楼书目》4卷，收书1 287种。25 000余卷，仅宋刊本就达180余种，《藏园群书题记初集》20卷，著文580篇。《藏园群书经眼录》40余册，收录善本书4 500种。《藏园群书题记》为其目录代表作，目录学家余嘉锡对他评价甚高。目录学撰述有10余种。撰《海源阁藏书纪要》，叙述他所知所见杨氏“海源阁”藏书源流。精于校勘，所校书有1000多部，1万多卷。仅《

傅增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

傅增湘

篇 达一千卷的巨著《文范英华》，就是他在七十岁以后所校的。这样一部巨书就是四个年轻力壮的人不停地工作，也得一年功夫才能校完。到了晚年，傅增湘天天伏案校书，有时通宵不眠。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工作，不肯间断。有时家人摧他歇息，他也舍不得离开书房。他为什么这样自若呢?他认为：校书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庄子说，不为无益之事。人生在世，总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怎么能虚度此生呢?因此，为了校书他从不觉苦，仅《文苑英华》的校记就写了数十万字。伦明为他题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说：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这确实是傅增湘收、校书的写照(但是其根本未校勘完毕)。

傅增湘还乐于传布古籍。他自己集资刊刻了《

古玉龙钩

原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后人傅钰年姐弟将5位亲戚上诉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9月12日上午，北京市高院对这起被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析产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等为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两房孙辈——代表人物傅熹年和傅延年争巨额遗产最终以上诉方傅延年败诉落槌，傅延年等4人只得到字条、经书等10件文物。宣判后，法官分析了判决原因，然而通篇“难”字当头，傅延年方则表示要申诉。

傅增湘一生育有三子二女，暮年只存二子，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傅定谟先于傅增湘病逝，遗下二男二女四人，分别为傅嵩年、傅钰年、傅颀年和傅延年。傅增湘去世后，傅家由长子傅忠谟掌管财产，仍是一个大家庭，没分家。1966年“文革”抄家，几万件文物被抄走。1971年国家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1974年傅忠谟去世，傅家的财产由傅忠谟长子傅熹年掌管。1985年3月22日，傅熹年主持财产分割，两房共有7人参加，并签订了协议书，但是傅延年一房并没有全部出席。对此，傅延年提出该协议无效。从此，长子和三子的儿辈开始为了如何分割文物展开将近十多年的诉争。

一审法院判决傅延年等4人得到字条、经书等10件文物后，傅延年等人提出上诉。

在庭审过程中，双方曾对900多块古玉提出争议：傅延年认为玉是爷爷傅增湘的收藏，傅熹年则说是其父的个人收藏。无论哪种说法，法院认为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实，只能比拼谁的证据效力更大。傅延年以《傅增湘日记》等著作证明玉是爷爷的收藏，推测傅熹年父亲没有收藏古玉的能力和行为;傅熹年提出，法院曾认定1985年协议之前的古玉已经归还，但傅延年方从未提出异议，证明古玉是父亲的个人收藏。对比之下，法院认为傅熹年的证据更有优势。

因此，法院判决只把可认定傅增湘收藏的佛像条一件、崇祯字条一件、妙法莲花经七件和《续资治通鉴》一本等10件文物分割给傅延年等4人。

本案宣判后，法官表示，距傅增湘去世已达半个世纪，其间，双方对财产多次分割、捐赠、变卖，“法院已做了大量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但仍无法完全恢复历史原貌。”法官还认为，诉讼时间已超过了最长的20年时效，因此上诉人傅延年等人无法得到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