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莉莉

据张研田在大陆的孩子张依群回忆，因学校排演歌剧《茶花女》，父亲张研田与攻读当代文学的女同学吴宣晨(吴莉莉)相识。吴是河南省满清时盐务官的女儿，当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思想激进，喜好演戏。父亲从此与吴相爱。

1930年父亲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在早期毕业于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的同乡杨扶青建议下，报考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2年学成毕业，同年受聘河北农学院教授，到1934年与北京大学同学吴宣晨结婚，吴就成了我的继母。

吴莉莉

在此期间我的继母吴宣晨（吴莉莉）经一位共产党员介绍，到延安去学习，此后正值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因而我的继母当了史沫特莱的专职翻译，与毛泽东等多有接触。后来继母与毛泽东夫人贺子珍不睦，遂离开延安，回到西安。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父亲要去抗日，离开老家龙王庙，说等打败日本侵略者再回来。父亲离家后，又回到西安，与继母重归旧好，同时他俩都参加当时设在凤翔的黄埔军校七分校，父亲当了政治教官，继母作了妇女干事。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父亲在第一战区任政治处少将处长，隶属胡宗南麾下。历时8年的煎熬，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欢腾雀跃，一心地等待着父亲的音信，但此时全国尚未通邮，待到深秋时节，得到从西安来北平的表姑魏淑仁带来口讯儿，要我年前先去北平等待，年后让祖父和母亲同去北平会见亲人。1946年3月我父亲由西安来北平，由朋友给借了一处房子，住了半个月后，他又回西安。

1947年冬父亲再次来北平省亲，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到他的面。

1949年后父亲预感国民党大势已去，离开军界径自去了美国，在史丹福大学粮食研究所和夏威夷大学农业研究所做客座研究两年。

1949年秋我的继母带着两个儿子随同国民党撤退到四川成都，此时国民党要将她们遣送台湾，继母得知消息后，带领两个儿子逃跑，准备回到延安，结果途中被抓回，还是遣送去了台湾。到1951年底我父亲由美国去了台湾，在台湾农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后提升为院长。以后，由台湾的“副总统”陈诚牵头进行土地改革，指定我父亲执行，按照他的著作的《人口与饥饿》、《中国土地政策导论》、《现代中国土地政策》制定了由国家强制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受到农民和地主的欢迎。按父亲的著作《农企业的发展》、《农业政策学》组成了台湾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台糖有限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父亲在任台湾农学院院长期间，因为他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蒋经国在任时期请他兼职了台湾经济部政务次长(常务副部长)等许多有关经济的要职。他的许多著作已被国内诸多大学收录为参考教材。

父亲一生研究学问，为官清廉。在西安时已经官拜少将，抗战胜利后，他委派同乡王卓元到沦陷区当接受大员，同年其在西安给父亲买了私宅(将官一级的官员均有私宅)，他严辞拒绝，解除了此人的职务，仍旧住在官邸。到台湾，官拜农学院院长，又是管经济的副部长，还任台湾最大国有企业——台糖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夫人想坐他的专车办事，以示风光，结果被他批评说：“我的公务车你没有资格乘坐，我的私事也只能用家中的私车。”他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没有任何遗产，惟有的是3万卷书，也捐赠给了农学院。他在台湾的儿子在他死后已无住处，只得贷款买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成了内控人员，坎坷了半生，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受在台湾的父亲株连，遭到了生与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前程，我当了十年河北省人大代表。

1986年我父亲张研田去世后，中共唐山市委统战部召开了悼念张研田先生追悼会，追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