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旗

曾国旗（公元1889年-1943年），原名吴潘岳，又名吴继成，1889年11月4日出生于

在汹涌澎湃的工农运动中，曾国旗先后担任过长寿区工会理事、长寿市总工会纪察部长等职。“马日事变”后，他设法缴了五支枪，组建了一支游击队，编入平江工农义勇军，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奉命留在黄金洞等地打游击。这一期间，曾国旗参加过平江二月扑城的战斗，经历了铲除长寿街守军叛徒邱国轩团的战斗，而且在反“清剿”斗争中，他不断壮大游击队伍，扩编为平江游击第四大队，给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输送了许多战斗人员。

1929年，曾国旗受中共湘鄂赣特委派遣，去江西省万载县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以做木工外出谋生作掩护，走乡串村，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九个党支部。不久，中共万载县委正式建立，他任县委农运部长。1930年春，他调任万载第六区区委书记。3月18日，他领导全区暴动，指挥赤卫军冲进大桥区公所，正式宣布成立大桥区农民协会、工会和区苏维埃政府。7月，万载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小源召开，他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不久，曾国旗根据湘鄂赣军区的决定，负责接受建立湘鄂赣后方修械处和兵工厂的任务，并被任命为兵工厂政治委员。他因陋就简，收集机械器材，建立了一支技术骨干队伍，很快就把兵工厂办得红红火火。他领导大家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修理枪炮和制造弹药，保证及时供应红军反“围剿”战斗的需要。到1932年，由于环境太艰苦，曾国旗患了严重的肺病，经常咯血，他仍照常坚持工作，不肯去医院治疗。当时，为保护工厂，应付敌人各种可能的袭击，他一边组织生产，一边抽调青年工人编成警卫排，日夜戒备，兵工厂的工作还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援助，经常为他们输送粮食和原材料，使兵工厂在困难条件下能坚持下去。

1933年，曾国旗调任湘鄂赣边区政府土豪处政委。他一接手工作，就非常重视按党的政策处理问题。在每次打土豪分浮财时，他总是强调不能感情用事，要根据土豪的经济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适当确定他们应交出浮财的数额;对抓来的土豪进行政策教育，使他们了解为红军提供经费和物资，是改恶从善的惟一出路;同时保证他们身家性命的安全。由于他的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大大减少了工作中的阻力，既完成了红军筹款的任务，又团结了中间力量，对顽固分子起到了分化瓦解作用。

1934年初冬，曾国旗被湘鄂赣省委调任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主席。不久，又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这一期间，他还代理过省委书记。为推动扩大红军工作，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下到咏生、平江、铜鼓、浏阳等地，同基层干部一起，动员广大青年参加红军，提出了“前方飞兵前进，后方跑步扩军”的口号。仅几个月时间，在东南八个县扩红1200多人，西北各县700多人，共动员2500多人参加红军。

1935年4月，曾国旗当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主席，仍代理省委书记。

在以后近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期间，曾国旗和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负责人傅秋涛、涂正坤等，为支撑这危险的局面殚思极虑，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将全省分为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个特委和四个军分区，广泛组织游击队，扩建十个独立营，积极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并向敌后进军，四处打击敌人，特别是将从修水的靖林、直到铜鼓的三溪坳、幽居、虎坳一带的40座敌碉堡全部摧毁，保证游击战的开展。二是积极建立外围据点，加强同白区工作的联系，如秘密发展党员，策动军队起义，筹集给养物资以及传递情报等。三是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力量。曾国旗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中，以身作则，同甘共苦，极力关心爱护干部战士，为革命事业积蓄了骨干人员。因此，抗日战争爆发时，湘鄂赣省能迅速地将500多名党员干部和390多名战斗骨干输送到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曾国旗奉命调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负责招待所的工作。他什么工作都做，认真负责。如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每次应邀去联合大学、青年会、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银宫电影院等处演讲，他都随去做好保卫;对各地来八路军通讯处的访问者，也都由他先出面负责接待，回答各种问题。他还根据徐特立“门户洞开，来者不拒”的指示，机智巧妙地同前来寻衅的密探作斗争，使这些密探在接待处既无衅可挑;又只能坐在那里接受一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教育。在他任长沙市工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时，以传授技艺为名，收下了十几个徒弟，边学艺，边学习抗日的道理，并介绍他们去延安，上前线。经过这些徒工们的串联，前来通讯处报名去延安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被接收送去延安的约近千人(一说五六百人)。

1938年春天，他根据地下交通站转来的情报，立即陪同徐特立前去探望由江西押解到长沙陆军监狱的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第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等30多位红军干部，并将名单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使这些同志得以尽早获释，重返抗日前线。此外，他还多次将湖南、广东各地及海外侨胞捐献的物资，设法送往前线和延安，并且做得非常细致周到，保证这些支援抗日的物资不受损失。

1938年春夏间，曾国旗前往长沙地区的铜官、靖港、丁字湾以及湘阴的樟树港等地，秘密组建中共铜官中心区委，并任中心区委书记。7月，中共长沙县委成立，他又担任县委书记。11月，长沙大火时，他从火灾中救出的妇女小孩有好几个，他自己的脸部却被烧伤。大火之后，救济灾民成了当务之急，曾国旗到市郊发动农民挑米送菜进城;组织木工为灾民搭起一间又一间的木棚;积极联络社会各界出资，做好难民的赈救工作。

1939年2月，曾国旗奉派去衡阳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6月，又任县委代理书记，负责领导衡阳、衡山县委和零(陵)祁(阳)工委的工作。“平江惨案”发生后，因叛徒告密，他的住处突然在一个晚上被特务包围，他冲出后门脱险后，被省工委安排转移到广西桂林。

曾国旗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历时三个多月，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因肺病复发，中央组织部先安排他在干部休养所治疗，后又送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1940年8月22日写的“自传”中，曾对自己在苏区的工作做了深刻的检查。他说：“1935年突围，我们对客观估计过左，认为敌人不敢与我们作战，估计自己的力量不可战胜，把部队机关驻扎在咏生县搬运粮食，干部远离部队集中整训，又没做好保密工作，乃至敌人把封锁线做好了，我方才得知被围消息。突围时又没秘密行动，而在白天行动去冲封锁线，不但没有冲过去，反而牺牲了团级干部，这是战略路线错误……。我当时任省委常委，省苏副主席，我应负责任。”

1942年，曾国旗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组织上送他到中央医院治疗。刚进院，他就要求分配工作，说自己不做事，心里就发慌。后来医院党组织选他担任支部书记，他又全力投入医院工作之中。

1943年1月6日，曾国旗因脑溢血突发，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4岁。对于他一生的评价，中央委员李富春在悼词中指出：“曾国旗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入党后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艰苦奋斗，不计生死，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群众誉他为‘革命的鲁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