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杨

居杨

从1995年开始在

居杨

1、“有些东西可以选择”———譬如梦想 

居杨对摄影一直怀有非同寻常的梦想，但梦想与现实存在着距离。 1991年，这个新闻摄影科班出身的女生满怀信心来到《

居杨

1、没有交流的采访、拍摄，拍不出好的片子。 

为了拉近距离，居杨首先要克服自身的恐惧，把心态放平和，尽量与这些犯人接触、聊天，努力不把他们当作多少条人命在身的重刑犯。若答应了人家先不拍照，哪怕一个好镜头就在面前蹦出来，觉得手马上就要触动快门了，居杨还是忍住不拍，有时必须学会放弃。 

2、尊重别人，就会获得别人尊重。 

熟悉之后，犯人们渐渐同意居杨拍摄他们的生活，但很多人不愿被拍到脸部正面，除了少数一些被公开审理的案犯不以为然。面部表情对于新闻摄影中人物状态刻画非常重要，此时只能放弃。而且，看守所里光线不好，居杨又不愿用闪光灯来惊扰犯人，也放弃了，只利用黯淡的自然光拍摄。在艰苦的条件下，居杨努力寻求自己体会的东西。 

尽管，照片刊登出来后人们发现，这些巧妙隐去人物面部、并利用监室特有光线拍摄的影像比寻常照片的视觉冲击力更强，表达方式更为独特，但人们却很难体会到居杨拍摄时的痛苦与煎熬。 不仅仅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更是因为她的心灵与那些特殊人群的心灵在交锋或者交融时的某种煎熬。 

拍完后，居杨说，现在能体会到为什么说“影像由心而来”。也许，一开始是用镜头拍摄，慢慢的，就不是用镜头而是用自己的心去触摸别人的心，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的碰撞。 怎么拉近与被采访对象的距离，怎么消除被采访对象的心理抗拒感的方法都不重要。关键是真正能用你的灵魂去与那些灵魂对话。而用一颗正常的心去碰撞那些扭曲的心灵，同时还要保持一个记者的公正态度，不是常人所能承受。

许多记者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带来最快最新的信息。路上，我心里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问题：面对这由数十万人参与救援的十万多平方公里的灾区，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应该去拍摄些什么，记录些什么呢？然而，当我沿着崎岖山路，经过三个多小时徒步走进被山体滑坡阻路、失去通讯信号的震中映秀镇后，便找到了答案。 

2008年5月15日我到达映秀镇时，正赶上军用直升机迫降下来紧急转移重伤员。每架飞机只停留十多分钟，为节省时间，飞机马达不停螺旋桨飞转，战士们争分夺秒运送伤员。这时，我发现一名受伤的十多岁男孩被战士抱着跑向机舱，孩子腰部受伤一直在哭，他的母亲跑在后面。在血腥的视觉痛苦中，我心想，或许是这个孩子伤太重，他的妈妈会被特许一起登机走？但是，当男孩被安置在机舱内以后，这位母亲却迟疑了一下就退下来，让别人上飞机，自己默默地透过机窗望着儿子，她的举动引起我的注意，我始终跟着她并有选择地做着拍摄，就在飞机将要起飞的一刻，这位母亲突然上前一步趴在窗口与不断哭喊的儿子告别，我迅速地按动了快门。后来那位母亲告诉我，她的儿子是映秀中学四年级一班四十多个同学中仅获救的4人之一。她没有上飞机是因为她是当地一名医生，她觉得自己留下来还可以救护更多的人，而她的丈夫（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一直忙着抢险，始终未来得及看儿子一眼。 

那一刻，刚刚做了母亲的我从心底里对面前这位母亲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天灾面前，她和她丈夫的忍耐和厚道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坚韧和人性之美。由此我感悟到应该集中有限的器材优势和身体条件，用镜头去对准灾难当中的人，记录人的生存状态，记录人与人之间在共渡难关、相互救援中自然流露的真情，而通过这些镜头过程性记录以见证出我国人民面对大灾时的大感情、大爱及大美。 

在前线，每一名摄影记者都会努力拍摄诸如搜寻生者、挖人救人、转移伤员等场景，其画面特点是参与人数众多，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但身处这样的场景中，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在挖掘那些感人的细节中拉近摄影记者与被拍摄者的心灵距离，这既是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面对灾难进行选择性拍摄的关键所在。著名战地记者卡帕说：“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我理解，他说的这个距离更重要指的还是心灵的距离。而要达到心灵的“近距离”，只有对抢救生命的涵义有更深刻的理解时才能真正做到。 

在都江堰新建小学，我还拍摄了这样一位父亲。当时，那里的教学楼全部倒塌，几百名孩子被压在下面未能生还，救援官兵争分夺秒地工作。现场有一个着便衣的中年男人一直在埋头干活，开始我想可能是学校工作人员，直到下午挖到一个穿红T恤的小男孩，已经没有了呼吸。这名男子喃喃地念着“是他”，并掏出手机照像，我拍下这个过程，以为是学校要留资料，直到救援人员要将孩子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时，他才低声说：“拜托大家小心一点，我在这儿干了两天两夜，拜托大家了，这是我的儿子。

我的神经骤然紧张起来，原来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就是抱着能救出儿子的一线希望，但得到的还是最坏的结果。救援人员安静地做着最后的工作，消毒，然后用棉被将小小的身体包裹起来。我的心被绞着般痛，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最后他坚持要自己抱儿子上车，就在他抱起儿子走向汽车的那一刻，这个中年汉子突然仰起头，用尽力气大吼了一声：“儿啊，爸爸最后再抱你这一回！”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虽然，我还在本能地按着快门，但取景框里已经一片模糊，这位父亲的脸在那一刻永远地刻进我的心里，是我在十多年采访经历中第一次产生要放下相机不忍拍摄的一刻，也是我穷尽所有摄影语言和技法都无法完全表述出的悲苦细节。 

此后，我的镜头总会不由自主地对准一个个被救出的生命奇迹和不幸遇难的人们，并努力告诉自己除了流泪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去做，我始终被一种力量推动着，不断拍摄，舍不得吃饭睡觉，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10天里拍了一万多张照片。从汶川地震新闻图片的传播效果看，那些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凸现人性的细节画面更能唤起人们心底的情怀，从而引起广泛反响，而我觉得，那一张张让人过目难忘和充满人性细节的发现，则都是摄影记者在具备了心灵接近的前提下才按动快门的。 

5、选择拍摄考验判断，开阔视野全景搜索

在特大灾难报道的选择性拍摄采访中，有两个关键词尤为重要，即：判断力 + 视野。 此种采访与摄影记者平时习惯的指派性任务报道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预先固定的拍摄事件、拍摄对象、拍摄时间，摄影记者要依据事态发展、采访条件（如交通能力、物质保障、安全系数、发稿条件）、采访经验等随时制定和调整行动方案，即去哪里、采访什么、占用多长时间、会得到何种结果。到达了某个新闻现场后，还要对搜寻什么新闻，挖掘什么细节、占据什么角度、拍摄什么瞬间做出冷静分析。在这些选择拍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摄影记者用判断力来做出决定。而准确判断的前提是在全方位的观察分析中形成的。汶川地震中，政府公开透明的信息、互联网快速及时的内容更新、广播电视的滚动播出都给摄影记者做出判断提供了宝贵的事实依据。 

我也看到一些摄影记者把大量时间花在路途奔波上，到达一个地方后匆匆转转很快就觉得没什么可拍，于是又跑去寻找另一个地方。其实只要身在采访一线，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新闻出现。摄影记者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像雷达般搜索有价值的内容。在多条线索面前也考验着摄影记者的判断力。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第一天，我得到三条拍摄线索。其一，成都的天府广场预计会有很多群众聚集。其二，在北川县城未倒塌的安全地带将举行政府哀悼仪式。其三，同是北川县城，武警某部队将在他们夜以继日展开抢救的废墟山上向死难者默哀。我选择了第三条线索，虽然经过连日昼夜奔波，身体已处在体能消耗的极限状态，站在摇摇欲坠的楼板上，腿不由自主地打抖，胳膊疼得抬不起来，有时只能跪着拍摄才能稳定住相机，但还是忍着浓烈的腐臭味道，坚持爬上有七八层楼高的废墟山，拍摄了《

一、持续八年追踪报道“丢丢”，彰显人文关怀精神 

多年来，居杨的摄影报道突破了法制新闻就是抓捕、破案的局限，她的镜头总是努力透过事件现象挖掘深层次的内容，体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状态的关注。她的这种对人的关爱从干上摄影记者之初追踪报道深受毒品残害的男孩"丢丢"开始。 

1997年夏，居杨在北京市儿童医院看到被吸毒母亲抵押给毒贩而饱受摧残、奄奄一息的3岁幼童“丢丢”时，她的心灵震颤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和天性中的善良促使她产生了一定要救救孩子的念头。那个夏天她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医院里采访拍摄。《

中国第八届长江韬奋新闻奖长江系列奖（中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第四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第四届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

2004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第十届佳能杯“亚洲风采”摄影比赛新闻类一等奖 

2004年度人民摄影报优秀新闻摄影作品评选一等奖 

2001年度全国最佳摄影师称号，德艺双馨摄影师称号 

“人民摄影报第15届（2006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 杰出图片专题奖

居杨，从1995年至今12年来始终全身心投入到新闻采访一线，她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足迹遍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工作中她历经艰辛，出生入死，取得了突出成绩，曾获得第四届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摄影记者最高奖“金眼奖”等荣誉，她的作品先后在52个全国比赛和评选中获奖，包括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杰出图片专题奖、佳能杯“亚洲风采”华人摄影比赛一等奖、两次获得全国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金奖、四次获得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六次获得全国综合治理好新闻奖、七次获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