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海事史

编者按：欧洲古代文明是在大海中孕育出来的。在过去的500多年中，一个又一个欧洲强国先后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成为叱咤风云的主角：16世纪有葡萄牙和西班牙，17世纪有“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有“日不落帝国”英国。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国家既是世界大国，更是海洋强国；一旦丧失了在海洋上的主导权，其大国地位也就衰落了。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也是中国人实现海洋梦想的世纪。当我们为建设海洋强国而奋斗的时候，应当看看欧洲人走向海洋的历程，以获得借鉴、经验及教训。

“大海！大海！”：希腊人的家园之感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所率领的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帝国的腹地撤回希腊，在陆地上行军多日，途中遇到了重重险阻和困难。终于有一天，当先锋部队来到一座山顶后，士兵们大叫起来。色诺芬和后卫部队听到后，以为是前面遭遇了敌人的攻击。当色诺芬带领骑兵前去增援时，才听清楚士兵们在喊——“大海！大海！”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士兵们还立即搭起了一座大石坛来献祭。色诺芬的叙述所透露出的文化内涵显而易见：虽然雇佣军知道此地离希腊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大海对希腊人就意味着家园，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希望。

米诺斯迷宫和特洛伊远征：希腊文明的起源

在地理上，希腊不仅占据着巴尔干半岛南端的陆地区域，而且还包括周边的许多岛屿。希腊最初的青铜文化，就诞生在爱琴海南部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上，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左右，克里特岛进入了青铜时代，并产生了希腊乃至欧洲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在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曾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迷宫。大海之中的米诺斯王宫，激起了后人无限的遐想。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克里特中部的克诺索斯发现了古代宫殿，证实了米诺斯文明的存在。为了管理行政和经济活动，克里特人还发明了欧洲最早的文字。它被书写于泥板上，伊文思称其为线形文字A。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时，克里特岛上的文明通过海上贸易传播到了希腊大陆的南部和中部。这种交往对希腊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迈锡尼人不仅借鉴了米诺斯文明的元素，还采纳了克里特人的文字书写系统。迈锡尼人的文字，被现代学者称为线形文字B。同时，迈锡尼人还通过航海加强了与其他地区的往来。《荷马史诗》所讲述的特洛伊人渡海远征的传奇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迈锡尼时代末期（公元前13世纪）。19世纪7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在特洛伊、迈锡尼等地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几千年来一直笼罩在爱琴海上的历史迷纱，使我们管窥到欧洲文明的海洋之源。

“就像蚂蚁和青蛙生活在池畔”：希腊人的殖民运动

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消亡之后，大约从公元前1050年起，希腊人驾船出海，向爱琴海东面的小亚细亚进行殖民，建立了米利都、以弗所等重要城邦。到了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人开始向海外大规模殖民，并且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直到约公元前500年时才结束。来自希腊各母邦的殖民者起初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之后在爱琴海北部、赫拉斯滂（现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黑海地区、北非，还有现今法国东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一带建立起数以百计的新城邦。这些城邦环布于整个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而且大多建立在距离大海不到四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所以，在柏拉图的《费多篇》中，苏格拉底才会说，希腊人生活在大海的周围，就像蚂蚁和青蛙生活在池畔。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古代希腊人与大海之间的密切关系。

殖民运动是希腊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它大致确定了古代希腊文明的地理范围，并传播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一些殖民地（尤其是小亚细亚沿岸、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城邦）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希腊文化的建设。希腊人还通过殖民运动，吸收了地中海周边众多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灿烂文化。

“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雅典的海权国策

经过殖民运动的洗礼，希腊城邦迅速崛起，雅典则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典的强盛，与其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密不可分。希波战争爆发后，波斯侵略军于公元前480年直逼雅典。雅典派使者去德尔斐神庙祈求神谕。神谕说，宙斯会给他们“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用来保卫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雅典人不仅相信这“木墙”就是他们的海军，而且认为他们可以击败强大的波斯军队。于是，他们放弃了雅典城，将妇女儿童疏散到安全的地方，而男子们则登上战船。雅典人利用计策，大败波斯舰队，扭转了希波战争的整个战局，为希腊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希腊，尤其是雅典，在希波战争后进入了鼎盛时期。凭借强大的海军，雅典逐步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它几乎每年都派出舰队去向其他城邦征收贡赋，并在许多城邦内扶植亲雅典的政权。依靠海外贸易和收缴贡赋而来的财富，雅典人不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且还给平民发放津贴，为他们参加城邦的政治和节日活动提供经济保障。坚实的经济基础，还使雅典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哲学、文学、科学、艺术全面繁荣，在欧洲文化史上打下永恒的烙印。

“水是万物的始基”：面向大海的思考

古希腊的哲学之父、米利都的泰勒斯曾宣称，水是万物的始基。或许只有以大海为家园的民族才会如此重视水，乃至将其作为世界的本原。而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是第一个用科学方法研究大海的人，后人将其誉为“古代海洋学之父”。他观察过海水的物理特点，还试图解释海洋气象与潮汐现象。他在《动物志》中系统地研究了约180种海洋生物，并率先认识到鲸和海豚是哺乳动物，而非鱼类。亚里士多德对于海洋的许多看法，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今天，在古代希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广泛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深入考察海洋与古希腊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很有现实意义。（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导航技术的发展与欧洲海外扩张

从15世纪末开始，欧洲人沿着海洋向全球不断扩张，其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航海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

地中海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也是欧洲航海文化的摇篮。欧洲人的航海知识与航海技术，主要发源于地中海地区。自古代至中世纪，人们在地中海上航行时，都是沿着海岸线进行的。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欧洲人的地中海航行知识日渐丰富，并且以文字的形式被记载下来。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学者斯特拉波曾介绍说，当时有两种航海著作，一种是记载航海路线的《海道总汇》，另一种是介绍各个港口情况的《港口大观》。公元3世纪后半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沧海航程纪》中罗列了地中海周边的众多港口及各港口之间的距离。这部希腊文著作，被誉为是“唯一存世的、真正的古希腊航海作品”。

12世纪，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传入欧洲，被制成航海罗盘用于航海。13世纪，罗盘已普遍应用于地中海航行中。航海者可以利用罗盘来确定航行方向，而不再依靠沿海地标进行模糊的估算。到13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一种“海道指南图”，现存最早的实物，就是法国巴黎所藏的“比萨航海图”。水手们利用罗盘、“海道指南图”、沙漏等仪器，根据船只航行的方向及速度，就可以估测出船只当前所处的位置，并且推算出下一时刻的位置。这种导航方法，被称为“航位推算法”。

千百年来，地中海一直是欧洲人进行航海活动的主要舞台。12世纪后期，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了独立的葡萄牙王国。由于葡萄牙濒临大西洋，所以自然把航海的重点放在大西洋上。而欧洲人在地中海航行中所积累起来的航海知识与技术，则成为葡萄牙人在大西洋中进行探险的技术基础。

进入15世纪，一批又一批精通地中海航行的水手投奔到葡萄牙国王的麾下，他们携带着用于地中海航行的仪器进入大西洋进行探险。不过，地中海与大西洋有很大的不同。地中海基本上风平浪静，大西洋则波涛汹涌；地中海位于北纬30—45度之间，南北距离并不大，非洲海岸线则越过赤道延伸到南纬30多度。因此，地中海的航海知识与航海技术并不适用于大西洋。

现实的需求，迫使葡萄牙人寻找新的航海导航方法。当时，葡萄牙人在大西洋上的探险活动是沿着非洲海岸线从北向南推进的。他们实际上从高纬度地区向低纬度地区进行航行。水手们很快发现，他们在葡萄牙里斯本所观测到的北极星高度，与他们在非洲几内亚所观测到的北极星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样，北极星就成了导航的坐标。

15世纪后期，葡萄牙人采用北极星导航方法后，加快了在大西洋上的探险活动。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线自北而南逐渐前进。但当他们于1471年到达加纳沿海后，发现海岸线不断向东伸展。他们误以为沿着这条海岸线航行下去，就会很快到达印度。大约在1474年，葡萄牙船队穿越了赤道，直到南纬2度一带为止。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欧洲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赤道地区阳光强烈，气候炎热，甚至海水都热得沸腾，人类根本无法居住。葡萄牙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不过，当葡萄牙人向赤道挺进时，遇到了又一个航海上的难题：由于纬度越来越低，很难观测到北极星，因而也就难以根据北极星来进行导航。1484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聘请了一批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等学者，专门研究如何解决海上导航与定位问题。最后，葡萄牙人找到了一种测量纬度的新方法：通过观察太阳中天高度来确定纬度。葡萄牙人这个测量纬度的新方法，是人类航海史上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并且奠定了天文导航的基础。

通过观测太阳，葡萄牙人解决了纬度的测定问题。不过，在大海上航行，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航行，要想给船只进行导航，仅仅知道纬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测定经度。

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把天文测量与大地测量结合在一起，推算出一个经度是59.5海里，非常接近实际距离（实际距离应为60海里）；另一位希腊学者托勒密则认为是49.9海里。此外，托勒密还在其《地理学》中列举出了世界主要地区及城市的经纬度。不过，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托勒密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在西欧被人遗忘了。相反，阿拉伯学者则对托勒密的《地理学》等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4世纪末，托勒密的《地理学》从拜占廷重新传回到西欧。但此时的西欧学者不仅无法确定一个希腊里的长度，而且，还把阿拉伯人所使用的长度单位阿拉伯里（约等于1972米）与意大利人所使用的长度单位罗马里（约等于1481.5米）搞混在一起。正是由于把阿拉伯里错误地等同于罗马里，所以哥伦布推算出一个经度为45.2海里，并且认为从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岛到中国杭州的海上距离只有3550海里（实际距离约为11766海里）。基于这样的认识，哥伦布估计最多28天就可以横渡大西洋抵达亚洲沿海。因此，当他经过30多天的航行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时，也就很自然地认为已经到达亚洲沿海。由于缺乏测定经度的方法，还有许多航海者犯过此类错误，甚至危及生命。

1707年，一支英国舰队在英国沿海的锡利群岛遭遇海难，导致数艘船只沉没，近两千名船员丧命。这一事件震动英国朝野。同年，英国国会决定成立一个“经度委员会”，并且设立了高额的专项奖金，用以奖赏发明出经度测量方法的人。

英国人哈里森决心获取这笔奖金。1735年，他成功地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航海时钟。此后，他在不断改进的基础上又陆续制造出了三台体积更小、更加精确的航海时钟。1762年，哈里森制作的第四台航海时钟被装载在一艘船上进行试验。该船从英国航行到牙买加后，仅误差5秒。哈里森为欧洲航海事业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英国成为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作出了贡献。

19—20世纪，西方的航海导航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先后出现了陀螺导航、惯性导航、无线电导航和卫星导航等技术。从欧洲航海导航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海外扩张，是以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欧洲历史上，海洋不仅是渔民水手的衣食来源，不仅是国王君主争夺霸权的疆场，更是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只有当海洋问题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占据突出地位，并且成为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海洋强国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1298年《马可·波罗游记》成书，最终引发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1375年欧洲当时最完备的航海地图——“加塔兰地图”完成。

1405-1433年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各国。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商路分别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

1488年葡萄牙人发现非洲好望角。

1492年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8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开辟了印度航路。

1520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穿过美洲南段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进入太平洋，后人将这个海峡命名为“麦哲伦海峡”。

1569年墨卡托首创用圆柱投影法编绘世界地图，奠定航海制图基础。

1595年荷兰人范·林斯霍特编著了最早的航海志，记述了大西洋的风系和海流。

17世纪初荷兰眼镜商人汉斯·利帕希发明望远镜。

1732年俄皇彼得一世派白令考察俄国东端海域，发现“白令海峡”。

1768-1779年英国的詹姆斯·库克船长进行了3次南太平洋考察，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纳入英国版图，并且发现了夏威夷。库克是继哥伦布之后在地理学上发现最多的人，南半球的海陆轮廓很大部分都是由他发现的。

中世纪后期欧洲人的海上冒险精神

有许多事实能说明中世纪西欧人的航海风气之盛。1291年，热那亚人维瓦尔第兄弟驾着两条船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据说是想通过海洋到印度去，但此后不知所终。1344年，热那亚当局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下往西西里和马略卡以外的地区冒险，可见当时热那亚人往未知海域探险和失踪的例子相当多。正是得力于这些探险，在约13世纪末和15世纪中，欧洲人陆续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加那利、亚速尔、佛得角群岛，熟悉了欧洲到美洲之间大约2/5的海路。在15世纪下半叶，这几个群岛的主要岛屿、西非海岸，与英吉利海峡两岸及北海沿岸各港口间发生了频繁的贸易，当代西方学者称之为“大西洋地中海”。也就是说，在14、15世纪里，西欧人的海上活动范围增加了一个地中海的面积，这里成为他们建立的第一批海外殖民地，也是进行新的殖民开发的前哨。

1476年哥伦布因海难来到葡萄牙，与葡萄牙前圣港岛总督的女儿结婚，又得到在里斯本的许多热那亚人的帮助，在大洋上广泛航行。他利用他的岳父留下的资料与自己的航海实践，掌握了大西洋上的航海技术，他是西欧特别是里斯本航海文化的产儿。

统治阶级对海洋的关注超乎想象

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的国王们和教会卷入航海的程度，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国王们喜欢扩张，因为这不仅可以增加王室财富和扩大他们的领土，而且还是解决国内冲突的好办法。西欧的国王们对远方的国家总是充满好奇心，1508年葡萄牙国王给其派往马六甲的使臣塞凯拉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话：“汝须问中国人何时来马六甲或其贸易之地，来自何方，其来远否，贸易何物，每年到此有若干艘船，其船有何模样，是否于本年内回国，有无商行在马六甲……彼等为懦夫，抑或战士，有无武器或炮兵及所穿何种衣服，其身躯是否伟大……遵守何种习惯，国境伸张至何处，与何国人邻近。”当时中国的皇帝若知道这种事，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

教会则热衷于调解西欧各国因航海殖民引起的矛盾。1494年教皇调解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冲突，划定教皇子午线，1529年后又帮助这两个国家签署西方人瓜分世界的第一个条约，即《萨拉哥萨条约》。但英法两国都对此类条约嗤之以鼻。149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向卡波特与他的三个儿子签发许可证，批准他们“向一切地方和地区，向东海、西海和北海所有的海岸进行航驶……以便寻找、发现和考察一切海岛、陆地、国家，以及至今为基督教世界所未知的地区”。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则说：“太阳照耀我如同照耀别人一样，我倒很想看看在亚当的遗嘱中哪个条款剥夺了我分享天下的权利。”他还说，上帝创造了这些陆地并不是专给西班牙人的。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知识分子和高级教士对航海的热衷。1410年红衣主教戴利写出《世界的样子》，说地球是圆的。15世纪后期教皇庇护二世写的《自然史》出版。1474年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向哥伦布写信，说往西走一定能到达东方，还说日本宫殿的房顶都是黄金做的。哥伦布在上述书籍（包括《马可·波罗游记》等）上作了许多批注，现存西班牙的有关图书馆里。

举国一致的追求及其原因

为什么在15和16世纪里，欧洲国家这么热心于海上扩张？是不是那时它们的生产力特别发达？恐怕不是这样，当代西方许多著名学者都认为，15世纪时西方经济比中国落后。西方人的海外扩张，主要在于他们的体制。这里主要谈两点：

1、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关系有一个与中国封建社会不太一样的特点，那就是各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比较固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阶级或阶层要获得额外的好处，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往外扩张。早在1336年，为取得新的领土，葡萄牙政府就发起过往加那利群岛的远征。到15世纪时，海外冒险已经成为葡萄牙人的一项举国一致的事业。葡萄牙历史学家萨拉依瓦指出，15世纪初，葡萄牙国内条件为扩张创造了大好时机。通过扩张，普通人和贵族都可以得到新的土地，教会可以扩大地盘，商人可以扩大市场，国王可以提高威望、稳定自己的统治和增加财源。总之，海外扩张大家都能得到利益，否则大家都感到日子难过。整个西欧的情况都是这样。 

2、欧洲中世纪各个国家和各个城市存在着某种竞争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培养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竞争和冒险精神，使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充满活力。15世纪后期西欧人加速往大西洋发展，得力于两个原因：一是这种竞争性的体制；二是1453年奥斯曼人攻克君士坦丁堡，伊斯兰对基督教的西欧构成极大的威胁，西欧人失去了往东扩张的可能性，迫使他们往海洋发展。

可以说，地理大发现就是这样一种“举国追求”的产物。这里，竞争性的体制是基础，而奥斯曼人的西进则强化了西欧人往海洋发展的动力。

记录葡贸的澳门海事博物馆

1986年，当时澳门港务局局长苏励治海军中校提出建立海事博物馆，并选择了位于妈阁庙前地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建筑物作为展览大楼。自1987年对外开放后，参观人数不断增加，加上各方的捐赠及新购得的藏品，使博物馆迫切需要开设一座新而宽敞的展览大楼。在1990年6月24日，一座新的展览大楼正式落成并启用，在这里可以安排展出一些新主题的展览。展览大楼的正面建筑是按船的形式来设计，座落于河口旁，位于供奉渔民的女保护神（妈祖）的妈阁庙侧面，并与已改为博物馆办公室之用的旧馆处于同一广场。

海事博物馆外形独特，远看好像一艘船；展馆楼高三层，以中国、葡萄牙及澳门地区航海活动为主线，划分不同专题展区，所展示的主题不但反映了澳门的演变，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和葡萄牙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卓越成就，说明海洋对人类文化的重要性。

由于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其文化具有东西方共存的多元化色彩，经过五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 

商业贸易

在古时候，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活动，其目的除了是寻找新陆地、认识世界上其他不同的民情外，经济活动亦是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新航路的开辟，使到亚洲、非洲及欧洲之间的商品交易活动，在十五世纪后有迅速发展。此处展示的只是当时众多交换商品中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产品。

大商船（黑船）

直至1618年，来往果亚-马六甲-澳门-日本的航线所使用的大商船，其载重超过1600吨，鉴于这是当时一条举足轻重的贸易航线，货运量非常大，特别是澳门至日本一段，故此需用上体型如此庞大的船只。 在日本，当地人称这种大商船为黑船，原因是船体颜色深黑。外国人乘坐着气势十足的大黑船抵达日本的情景，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艺术家，使其创作出现别具特色的艺术品，"南蛮屏风"便是当中的代表。这些作家以生动的笔法把到达日本港口的葡萄牙商人描绘出来。

香料贸易

大部分香料在自亚洲热带地区，除了提升食物的味道外，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及中国等，很早便知道香料有医药、防腐及驱除异味的功能。 香料在亚洲开始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到达欧洲后价格变得非常昂贵。在欧洲中世纪时期，香料是上流社会的消费品。胡椒是其中一种最受欢迎的香料，其珍贵程度可以媲美黄金，在东西方的贸易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时至今日，香料已是非常普遍的产品，世界各地都可以购买得到。过去香料贸易不单为商人创造可观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促成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及庞大帝国的建立。

葡萄牙帆船

帆船简介：

Caravela、Nau及Galeao是葡萄牙开辟新航路时期最重要的三种帆船，他们分别属于探索船、商船、观察船体形状，帆具及船只装备的特点是辨别船只种类的重要线索。Caravela是葡人因探索非洲沿岸的需要而开发出来的航船。其最重要的特征是配用三角形帆（又称拉丁帆），这种挂在斜桁上帆能灵活转动，驾驭来自不同方向的风，适应不同的航行条件，这样在不熟悉的海面上航行更有保障。此外，Caravela体型较小，便于航行，载重量不超过八十吨。船长约20-30米，一般设三桅，小型的只有二桅。

随着探索航程扩大，船队人员增加，Caravela的设计因适应新的情况而作调整，最后发展成新船型——Caravela Redonda。此类船设四桅，首桅配方型帆，其余三桅均配三角形帆。船的前后甲板上均建船楼，而Caravela则之间有艉楼。这种船的载重量可达150吨，几乎较Caravela大了一倍。Caravela Redonda除用于开辟新航路外，在军事上也作为舰队的支援及补给船，因此又被称为"舰队船"。在葡萄牙海军史上战绩彪炳的船种Galeao便是受其启发设计而成。Galeao是四桅重装备战船及运输船。因应作战为主的需要其设计较为修长，运货能力相对被削弱。

萨格雷斯号：

葡国海军航海学校"Sagres"，是用来提供给从未接触海洋或从未在帆船上进行艰辛工作之年轻海员。航海技术的学习是需要年轻海员在船上进行联系的另一种活动。

方帆卡拉维拉船：

这种船主要在十六、十七世纪期间使用，航行范围除大西洋外，还包括东方航线，其载重量不定，介于150-200吨之间，有别于卡拉外拉船，除三角型帆外，船首桅上佩挂着四方型的帆具，因此称这种船为方帆卡拉维拉船以作区别。

澳门的炮台：抵御西方入侵

十七世纪时的澳门：

在十七世纪时的澳门已是东方一个贸易中心，特别是用日本银与中国丝绸做交换贸易。 由于澳门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至重要性，而使荷兰人垂延并进行多次扰壤侵袭。对于这些攻击，均被具有防守功能的城墙和堡垒所拦阻。澳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地区，且仍有著名的教堂及一些地区性建筑物存在。

澳门及其港口在历史上地位显着，故很自然成为另一重点主题。主要展品乃一座澳门十七世纪的立体模型，俯瞰当时澳门的港口及城墙。在通过灯光系统的指示下，可清楚看到各个炮台的所在之处。

此处亦展示了一些极具考古价值的沉船残件，包括系绳器、滑车及炮架轮，于一九九三年在兴建中的澳门国际机场附近水域被发现，初步相信残件属于一艘十七世纪，在澳门沉没的欧洲船只之结构部份。

目前没有资料可以确定澳门哪一个炮台是最早建成的，只知道1622年以前，妈阁炮台、烧灰炉炮台及嘉思栏炮台已经存在，大三巴炮台则正在建造中。澳门自1622年6月24日受荷兰人袭击后，开始采取了一套全面覆盖沿岸，及至城市最高点的防御系统。

最初澳门所用的大炮均需从印度输入，1623年后随着澳门铸炮厂的成立，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著名的葡萄牙铸炮师博卡罗主持下，铸炮厂不但能满足本地所需的炮具，其产品更因铸造精良而大量出口至亚洲多个地区。时至今日，由博卡罗所铸造的精美大炮仍继续在世界上发出光彩。

古罗马船-CORBITA

这种被称为"戈比达"（Corbita）的商船，是属于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货船，主要用于地中海的谷物运输。其载重量可达一至二百公吨，船尾配有一只大桨做操纵之用。

北欧船 – COG

典型的早期北欧船。主要用于北欧"汉撒同盟"的货运活动（汉撒同盟是北欧商人，为保障海上货运安全而组成的商业联盟）。偶尔也会用作军事运输工具。此外，COG亦是十三世纪，在欧洲地区首次装上转轴舵的船只。 

葡萄牙船 - PORTUGUESE CARAVEL

葡萄牙人早于1440年以前，用作前往非洲沿岸进行探索活动的船只。这段时期的葡萄牙卡拉维拉（Caravela）船，其主要特征是配有成套的拉丁式（指三角形）帆具、排水量较低以便能在较浅的水域以及小海湾上航行，同时鉴于载重量的关系，大大限制了船队人员的数目，好处是不需要储备大量食物及淡水。

历史上，从世界霸主王座上跌落下来的国家往往会陷入极为悲惨的境地，然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凭借商业和工业成为世界霸主的帝国，不列颠经历的却是一段相对漫长而平稳的过渡期，虽然交出了世界的王冠，但却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影响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

这个“权力交接”的过程，颇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