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

一. 政治上，欧洲民族主义观念勃然兴起，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打破天主教的控制。

二. 经济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成长起来，要求打破天主教神学的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发展扫除障碍。

三. 文化上，文艺复兴倡导个人自由、平等、欲望、人性至上，提倡竞争进取和科学求知，为人们挑战天主教会提供了理论和思想依据。

四. 宗教上，天主教会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土地上势力极大，不仅精神上统治着德意志，还从德意志掠取了大量财富。

五. 社会上，当时整个欧洲黑死病蔓延。

14至16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当时西欧所发生的社会变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成长，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

第二，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开始形成，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与分裂割据。英、法两国的封建君主在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集权的“新君主制”。他们加强政治集权，推行重商主义，奖励文化创造，有力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在意大利、德意志还存在着分裂割据，迫切需要政治统一；

第三，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的等级权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构成了对天主教神权的巨大冲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廉价教会”。

宗教改革固然是社会现实变革的产物，但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市民的宗教“异端”思想之中。中世纪的城市在11、12世纪兴起后，为了抵制封建贵族与教会的掠夺与控制，城市从经济、政治上支持王权，王权则赐给城市以自由贸易乃至自治的特权。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兴起，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与正统神学的统治极其不满，于是酝酿出反教会的市民“异端”思想。市民的“异端”思想，有力地冲击了教会神权的合法权威，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民族教会”或“廉价教会”的愿望，为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遗产。（其中异端思想具体指教会首先提出的“双剑说”、“太阳月亮说”）宗教信仰是精神解脱和心理需求的产物，具有很强烈的感情色彩，宗教只有理性，才能使宗教不断常在常新，和现代法制与科学相协调，双方界限分明，在尊重多元化存在的同时使宗教不断朝着开明、文明的方向变化，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简单的说，基督教教会历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宗教教义的改革而非宗教制度的改革。更严谨的说，即便是宗教制度改革，也是奠基于教义改革基础上的制度改革。

基督教教会自使徒时代末期就逐渐堕落俗化，后来虽然也出现过护教人士如犹大，还有“独一神观”者在公元三世纪—四世纪对“三位一体观”的对抗，这些改革最后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保存《圣经》真理的精神依然存在。

如马昂留斯与央登·约翰等人合著的《和平的保卫者》一书，主张恢复平民信徒参与教会事工；孟他努倡导圣灵与灵恩，勉励信徒远离奢靡生活，其本身言论虽偏激，但异端影响极大。

公元七—八世纪，又有忠于《圣经》的教士反对教会如同异教的跪拜神像及抬举马利亚为圣母的谬误。

九世纪中叶，为证明当时教皇所宣布的主权。是早在数世纪前就实行的文献“伪西多尔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出现时，许多有良知的主教群起反对这个骗局，但终被压制。

十二世纪又有法国瓦勒度派（Waldensians）主张教会应恢复以《圣经》为唯一真理，反对炼狱邪说，强调平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浩大。虽遭教皇视为异端，予以除名，但他们仍然存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成为十二世纪以前改革教会的硕果。

1376年英国的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1320-1384）眼见教皇生活奢靡，教会因争竞逐财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

世俗事务由神派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他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未被教皇捉办，继续推动改革，1377年又宣称《圣经》是信仰唯一根据，教会唯一律法。

接着，他将《圣经》译成白话英文 (1384年完成，1388年修订） ，结果销路意外广大。他又主张“平民主权”即教会应以平民信徒为中心，而非教皇；但可有一人遵照圣经总揽相关事务，否则便是敌基督者。

并要二人一组出外传道，但非终身职。英国黑死病流行时，他被保守派归咎拿办。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后受英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摧毁殆尽，幸因理查二世娶波希米亚公主而传入波希米亚。

约翰·胡斯（John Huss，1369-1415年）是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区长，因阅读威克里夫的著作后深受感动，也开始作类似的言论，起初大受波希米亚朝野赞赏，后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行为，在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皇定罪，1414年赴君士坦丁堡会议后被拘留，次年七月六日被处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亚反教皇的革命战争，迄今改革火苗仍未熄灭。

尼德兰宗教改革不同于欧洲的其他改革，它的宗教改革更具有民族性和革命性。原因是尼德兰政治上受到西班牙的控制，经济上出现了较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尼德兰宗教改革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独立性质的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1566），尼德兰独立后建立了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的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使罗马天主教会在欧洲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天主教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严厉抨击教会内部的腐败，称各种邪恶和弊端就像从特洛伊木马中涌出的士兵一样从教会中涌出，他们纷纷倡议实行改革。就在欧洲各国宗教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同时，天主教会内部也开始了改革。

一：清除内部积弊，重新审定教规、教义。教会清除了一批无知、腐败、贪婪的神职人员，规定教士必须穿僧衣，执行教士独身制；在每个教区设立学校，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教会在肯定赎罪券功效的同时，禁止非宗教目的的出售行为，并取消了销售机构。

二：继续强化异端裁判所。宗教改革中后，异端裁判所的活动更为猖獗，大批“异端分子”被捕入狱，甚至被处死；同时，天主教会加强了思想控制，不断颁布违禁书目，查封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赫然出现在第一批被禁书目中。

三：网罗各种狂热的信徒，组建反对新教改革的团体，千方百计的破坏宗教改革，提升教皇声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团体就是耶稣会。通过内部改革，罗马天主教会暂时摆脱了困境。

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为资产阶级勾画了政治蓝图，如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共和国性质的神权国家。

经济上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文化上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改革的主要对象是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

其作用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时间：16世纪

地点：从德意志国家发展到整个欧洲

领域：宗教和政治

形式：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

性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运动

主体：资产阶级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基督教徒，封建主（国王）和农民群众

①教会腐败

②资产阶级的兴起

③教权与王权斗争

④平民怨恨

⑤印刷术推广

⑥“新君主”的兴起、君主专制的加强以及封建制度的衰落

⑦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民族国家的形成

① 政治上：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剥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国王权得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

② 经济上：确立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夺取了大量原属教会的财产和土地，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③ 文化上：

A打破了天主教会精神垄断，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发展了人文主义。

B发展本民族文化，各国普遍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增加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学习科目，促进了西欧各国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C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旗帜。

早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神权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运动，实行了世界性政教分离原则，科学革命促进了科学教育体系蓬勃发展。

宗教改革运动首先起源于德国。15世纪末，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为教会的剥削提供了方便。每年流入罗马教廷的财富数额巨大，被称为是“教皇的奶牛”这是德国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由于罗马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使得德国不得不进行改革，这是它改革的主要原因。

其次德国向教徒兜售赎罪券则是导致这场改革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些都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外在因素。它的内在因素则在于马丁·路德本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立志要革新宗教。1517年10月31日，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贴出一张布告，这就是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它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序幕。

（1483-1546年）早在耳弗大学 （Erfurt）获文学硕士，又学半年法律。接着入修道院苦修，1510年获立为神父。1512年 获威登堡大学（Wittenburg）神学院博士，随即教授《圣经》。他是德国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

然而他继续依照教会律法潜心苦修，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

他这信念也在获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作法。

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所写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看法，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

由于当天恰巧是人们前往教堂朝掲所拜遗物的万圣节，自然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

马丁·路德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

一：”因信称义“，信仰即可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

二：《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之前教皇也被看成是神，也是信仰的来源）；

三：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理解和解释《圣经》；

四：洗礼和圣体圣事是唯一值得保留的仪式；

五：取消了对圣母玛利亚及圣徒的崇拜；

六：炼狱是不存在的；

七：教士可以有性行为，也可以结婚；

八：修会不必存在。

犹如晴天霹雳，虽然当印刷术才使用不久，但仅仅两周以后，马丁·路德的战斗檄文《九十五条论纲》就已经传遍全德国，得到了德国贵族和人文主义者的大力赞同和支持；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

教皇和教廷大为震怒，终于下令将他革除教籍，他原本只要改革教会一部分制度，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唯以《圣经》为权威。

此后他所代表的教派总称国“更正教”或“新教”（Protestantism），与之相对的东、西方天主教，则成为旧教。

他直接建立的教会成为“路德会”或“信义宗”。由于他个性保守，因此他改革的教会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教传统，如祭坛，蜡烛 ，基督画像，造解礼，周日礼拜与圣诞节等。

（Ulrich Zwingli）（1484~1531）生在瑞士的威德赫斯城（Wildhaus），在巴塞尔（Basel）、伯恩（Bern），及维也纳（Vienna）受教育。慈运理在维也纳就读大学，当时候的维也纳大学正在推行大学改革。当时在人文主义者采尔蒂斯等人的领导下，促使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改革。

随后，他又在巴赛尔大学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强化了他对人文主义的立场。于瑞士东部接受区牧的职务，在1519年成为苏黎世教会的牧师。慈运理在语言上是很有能力的，他可以将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翻译成苏黎世的当地语言，后来，苏黎世市议会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官方政策。

在 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改教的主题是教会内道德的重整，他开始攻击赎罪券，且是有计划性的攻击。在圣礼上他更有自己的主张：圣餐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仅是象征性；基督不在圣餐之中。这点与路德有很大的不同。

（1509-1564年）加尔文生长在巴黎，在巴黎大学研究神学三年，后又到外地学习律法。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原理》一书，随即到日内瓦。他的改革教会提案未被接纳，且被以“异端”身份驱逐出境。

1541年，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握了政权，加尔文受其邀请再返日内瓦，得到欢迎，并治理当地教会二十三年，使它成为新教的中心。加尔文主张“先定论”，即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的，又不赞同宿命论；相反的，他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他们应该在世间努力工作以荣神益人。

加尔文的教义受到许多工商业者欢迎，成为新教主流，其中以长老会发展又多又快。长老制是共和式的，由议会选举产生，独立行使教会司法权；规定市议会负责世俗事务，教会负责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实际两者结为一体，加尔文实际成为这一政教合一的政权的领袖。

①：废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长老制；教会圣职只包括牧师、长老和执事；长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担任。长老会议，由各教区民主选举的代表组成，归市议会直辖。教会设立由长老会议和6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在加尔文的指导下审理各种案件。教会的领导机构是市和地方教区两级牧师团体，市级牧师团体由各教区首脑组成，负责统辖各教区牧师团体。加尔文从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这个团体的主席；

②：简化宗教仪式，宣布《圣经》是信仰的唯一依据，因此在圣事中只施行《圣经》所记耶稣亲自设立的洗礼和圣餐礼；

③取缔演戏和赌博，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严禁一切浮华享乐的行为；

④改组市议会，将日内瓦划分为数教区，各教区均由长老和教区的牧师团体处理政务，日内瓦市议会由长老、牧师和上层市民组成，是最高的行政机构，拥有司法权。政权的形式按照加尔文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模式建设；

⑤鼓励经商致富，宣称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

⑥在教改运动的早期，慈运理在瑞士尤以东部，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1531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

亨利八世（1509-1547年）原反对马丁路德和更正教，后与王后凯瑟琳（Catherine）离婚，遂成为他改革的导火索。从实质上看，变革是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实现的，并和亨利八世的对法战争和西欧的国际格局变化都有一定的联系。

他受拒于罗马皇帝，因此1534年与更正教合作并共同通过《最高治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创立英国国教 （Anglican church），又称圣公会，与罗马旧教的教义仪式并无二致，只是英国王代替罗马教皇成为政教权威。同时亨利八世也是最早研习全球地理的欧洲统治者。

1555年，奉行新旧教两派的国家终于签订《奥格斯堡和约》，协议由各国统治者全权决定该国人民所信仰的教派，不能接受者只有迁居他国。1598年法国皇帝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准予人民自由信仰新教。新教却各派互不兼容，他们本着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通，产生《圣经》不同的见解。这种“自以为是”的结果演变成宗教迫害。原先罗马天主教就是“异端裁判所”，连新教都迫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

欧洲各改教运动历经许多流血战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杀，法国再度内战，新教信徒大量逃亡。1618年德国路德派因不满奥格斯堡和约被毁，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领导，与国内罗马天主教徒交战了三十年，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双方重获和平相处。又如1568年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旧教与其统治者西班牙国王对战，到1609年终获独立建国与信仰自由。

英国在宗教改革后的国教还带着不少旧教色彩，许多受加尔文派影响而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的人，想再加以改革，使成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却受到欲恢复旧教的国王查理一世逼迫残害，于是许多人逃至新大陆，即后来独立的美国，并爆发1640 -1649年的内战，史称“清教徒改革”。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相当自由的发展，直到1685年新国王詹姆斯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人心大愤，再经1688年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终于使英国新教徒在此年获得欧洲第一个获大量信仰自由的结局。至此我们也看出各国的宗教战争中，常夹杂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的争执。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 中期的百年纷扰，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经济衰退，各国终于地逐渐体认久战俱伤的教训，才开始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

在宗教改革的运动中，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此一运动的推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宗教改革的起因当中有一个原因，即是《圣经》只能由圣职人员阅读。一般信徒无法阅读到《圣经》。然而在1456年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美茵兹（Mainz）的印刷厂印刷了一本拉丁文《圣经》。印刷术的发明帮助改善了，抄写文本因而产生错误的情形；另外，只要将所印刷的作品排好，即可大量印刷。只要付得出买书的钱，就可以有机会阅读。因此，当马丁路德要传递他的宗教改革理念时，只要透过印刷和贸易路线的发达，他不需要跑到遥远的英格兰就可以传播他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