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成都市二环路外动物园背后的青龙场，与成都动物园相连，据老人们说动物园当年都是寺庙的一部分，可见昔日寺庙的壮观。

“第一禅林”便是现昭觉寺的大门。

原来有着“昭觉寺”匾额的大门紧邻动物园，游客反而很难注意到。

昭觉寺整体布局非常完善。中轴线由大山门、八角亭、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组成，两侧是观音阁、御书楼、石佛殿（涅槃堂）、大师殿（御书楼）、先觉堂、钟楼、鼓楼、普同塔院、圆悟禅师塔、禅堂、客堂、僧房、斋堂、放生池等等。

穿过宽敞的林荫道，便是八角亭，之后是第一座大殿“天王殿”。

天王殿内供奉弥勒佛、四大天王像等。天王殿前的石桥最为古老，应该是所存不多的历史遗迹。

大雄宝殿内供奉着汉白玉雕塑三身佛像。分别是“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三身佛两旁侍立着阿难、迦叶立像。大殿两侧是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像。

大雄宝殿外有个著名的所在，叫做“树包碑”。这是棵有着千年树龄的大树，在这大树的里面包有一个石碑。

据说当年昭觉寺的道魁祖师所留遗偈，“树包碑，椰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后来全部应验。因此这个树包碑便成了寺内的佛法应验处。

圆通宝殿造型是昭觉寺独有的，属于寺内标志性建筑。

藏经楼里有众多年代久远具有历史和文物价值的经书，这是不对外开放的。

其主要建筑有：山门、八角亭、天王殿、先觉堂、圆觉堂、御书楼、观音阁、涅槃堂、藏经楼和圆悟禅师墓园等，是西南地区规模最为宏大、壮观的寺院之一。

寺内殿堂内留有不少寺内僧人自撰的赞诗：聚沙亭在寺南三里聚沙桥侧，明蜀藩建。

明代丈雪禅师有《聚沙亭》诗：“镇日风和太古弦，声前常见万峰攒；沙浮水面人初集，雨洗芙蓉露未干。径引小桥天上下，亭高半月锁琅歼；呼童漫把霜花叶，瀹茗炊成诗一联”；

涅盘堂，堂广五楹，朴雅古洁，为诵经之所。清代归一大禅师有《涅盘堂》诗：“生死关头定不讹，伊谁解脱涅盘过；化身西向弥陀国，幻影南无法会罗。舍利子兮皆若是，须菩提也意云何；去来如果全滑灭，极乐随缘自在乡”；

说法堂，堂广五楹，规模阔大，为方丈说法之所。归一大禅师《说法堂》诗赞曰：“功德庄严佛殿庭，法堂说法响雷霆；何须树下跏趺坐，便可阶前仔细听。

诠到无言花雨异，传将有相石头灵；宗门演教应如此，郑重从来戴典型”。

宋代名臣范镇游昭觉寺，有诗曰：“唐寺传城北，春风引客游；残碑横竹径，疏磐出僧楼。塔古苔花积，房深只树幽；漫嫌人寂寂，好与客勾留。”

刘道开游昭觉寺诗：“出郭寻幽十里赊，梵宫元是古宣华；宝函街贮高僧衲，王殿曾颁古佛牙。

正法昔尝传五叶，虚堂谁复演三车；此来欲访勤公迹，袭袭香风飘桂花。”

释印昌宿昭觉寺诗：“乘闲游胜地，杖策月明中；烟散山光淡，春深草木封。泉流分野色，溪度引长虹；难尽归欤兴，仍闻静夜钟。”

曹礼先游昭觉寺诗：“偶寻仙梵识华宫，小向山幽折桂丛；昼永梵香宗定慧，雨余莳药悟参同。高城云压千峰黑，野树霜酣万叶红；凭眺移时成小憩，微闻钟韵散松风。”

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赐昭觉寺“法界精严”匾额，并题五言律诗一道赞之:“入门不见寺，十里听松风。香气飘金界，清阴带碧空。霜皮僧腊老，天籁梵音通。咫尺蓬莱树，春光共郁葱”；

1919年，朱德曾在昭觉寺避难，与当时方丈了尘法师相交甚深，他住在现寺内的八仙堂。离寺后曾赠“应世人间”匾额给昭觉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多次赠兰花等物予寺；

近代画家张大千先生曾在昭觉寺住了4年，潜心研究绘画艺术，也给寺内留下了不少珍贵手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昭觉寺立即受到政府的保护，并被省、市人民政府明令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次拨款进行维修。

寺院的宗教活动正常开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

在土地改革期间，寺僧54名，分得田39．27亩，地17亩，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禅生活，同时焕发了空前高涨的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当时的粮食亩产就达到千斤以上，从来就为当地粮食亩产的最高产量。监院广隆法师曾被评选为全省劳动模范。

1956年，在实行合作化的高潮中，寺院自己成立了农业生产队，同时受粮食加工部门的委托，成立淀粉加工坊。

在国家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面对着商品奇缺和价格昂贵的周围环境，昭觉寺还无偿向农业生产队提供红苕种一万余斤、红苕藤数万斤，支援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也履行了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诲，受到社会的赞扬。

解放后昭觉寺第一任方丈是当年曾极力推辞，坚不升座的慈青法师。

法师俗姓杜，名白，满族，成都人。早年依新繁戒明和尚座下出家，曾经到西藏学法，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持戒精严，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崇敬。

当被阖众师父重新礼请回寺时，义不容辞地立即承担起领众的担，率领僧团，管理好寺务。

与此同时，1951年6月，他同王文鼎居士发起倡议，在成都武圣街十方堂成立了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小组，组织起一百余人学习政治、时事和《共同纲领》。由于学习活动开展得十分踊跃，1953年，在文殊院，该小组扩大成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仍青法师为主任，刘亚休居士当选为副主任。

1956年，教四众弟子的普遍请求，慈青法师同圣钦。宽霖、宗镜潜、圆照、刘亚休、张净侯、牛次封等九人联名具文，向成都市人民政府提出成立成都市佛教协会的申请。

同年月2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他们成立成都市佛教会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除他们外，增加宏畅、广隆、隆泽光朗、伍心言和熊子宁。

成都市佛教协会就是在慈青法师的努力下成立的1957年1月8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徒代表会议在文院隆重召开，慈青法师在圣钦法师致开幕词后，作《关于都市佛教徒解放以来的情况报告》又并当选为会长，会议出圣钦为名誉会长，宽霖、牛次封、刘亚休为副会长，昭寺监院广隆法师与张净侯、宗镜、圆照、能潜等九人为常理事。

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是1962年10月日在银丝街招待所召开的，会议历时10天，代表53人。在这届会议上，永光法师当选为会长，慈青法师以四教协会会长的身份，被礼请为名誉会长。

昭觉寺监院福田和能真，以及水光、宽霖、心全、光性、仁勋、永建、能潜当和能真，以及永光、宽霖、心全、光性、仁勋、永建、能潜当选为常务理事，福田当选为秘书。

昭觉寺始终在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在新的形势下，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

1957年，原草堂寺的僧人也被集中安置在昭觉寺里。

在‘大跃进”时期，为响应国家“大办钢铁”号召，寺院将所有能捐献的金属都捐献给国家，同时组织僧人积极参与同天主教、道教等友教共同兴办硝厂、农药厂等活动。

一批在昭觉寺成就并卓具造诣的僧人，为适应社会的需要，也经政府安排，走出昭觉寺，离开衣钵堂，到更广阔的领域施展才华，其中有海灯法师，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清德法师1948年在昭觉寺受戒后，曾被送往中国佛学院深造，毕业后曾任四川省资中县佛教协会筹备组负责人，内江市圣水寺方丈，内江市佛教协会会长和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济尘法师早年从慈青法师披剃，1942年在昭觉寺于定慧和尚座下受具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退休后，长期在彭州地区开展宏法活动，开建彭州银厂沟接引殿、丹景山金华寺和九陇镇关口佛光古寺，是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