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寺经幢

古幢为方锥形石幢，幢由五段紫砂石精雕细刻而成，通高6.5米，幢体呈七层八面，宝塔形，层级间有界檐。在基座与第一层之间的界檐上，以汉字直行楷书镌刻有《造幢经》及《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多篇经文。第一层四大天王像身后，以梵文（也有学者说应为古藏文）阴刻有《尊胜陀罗尼经》外，整个幢身层次分明地雕满佛教密宗佛、菩萨、天王、力士、鬼奴及地藏储神像共300尊，大像高约1米，小像不足3厘米，比例协调，刀法遒劲，线条流畅，造形生动优美，备受国内外推崇赞誉，素有“滇中艺术极品”之称，实为中国绝无仅有之艺术杰作。作为我国古代石雕艺术工艺品之艺术瑰宝，受到了政府有关文化文物保护管理部门的重视与关注。它具有很高的研究、保护、文化、观赏价值，是我国民族宗教史、文化史、佛教艺术史、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佛学研究极其珍贵的文物史料。

对古幢的艺术价值，曾有学者从多方面阐述评价。一是它的独创性。经幢在唐代之前，原为在神坛佛像前立杆为柱，顶上挂如意宝珠，并以丝帛制成伞状物作为装饰，上写经文、咒语，以示对亡灵的超度，招引众生不为罪孽所侵。唐初，佛教信徒开始用石刻代替丝帛作幢，但照规矩只刻经文、咒、愿，而没有佛、菩萨的造像。而地藏寺经幢却以三百尊佛神雕像布满全幢，又以四天王足踏“鬼奴”的造像，形象地表现了佛率众生降伏魔众的情况。尤其是第一层浮雕四大天王，前三王各足踏鬼奴二名，一鬼奴右手挽蛇，肌肉隆突，一鬼奴手戴镣铐，面目狰狞；毗沙门天王独踏三鬼奴，居中者名“地王”，用双手各托天王一足，显示出降服后特有的忠诚与力量，令人遐想……

二是造像体量上别具一格。其它地方的佛教雕塑，都是以大小而区别尊卑的，即大佛塑大像，小佛塑小像。而地藏寺经幢却一反此贯例，整个幢体量最大的是天王，其次是力士，再次是菩萨，最小为佛和胁侍，来了个尊卑大倒置。对此，世人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如王海涛先生在其《古幢释神》一文中写道：按佛教须弥山规制，由大海而天空，浩渺宇宙，层层上升，将三百尊佛神一一加以诠释，至第七层，也四面四龛，龛内主神结跏而坐，螺髻，四臂……龛外四周也是此神端坐，以示其四面八方无所不在。身后是二菩萨胁侍，四天王护法。此神为谁？能高居经幢最高一层之上？答曰：“此幢全名‘佛顶尊神宝幢’，此神就是大名鼎鼎的尊胜佛母！尊胜佛母就是尊胜如来，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密教化身。”

地藏寺经幢介于塔幢之间的形状，使它产生出了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全幢虽呈宝塔形，但由下至上各层之间是不等距的。根据需要安排层级间的距离，又运用四方形、八方形、圆形交替组合，在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谋变化，繁而不乱，组合有序，显示了古人高超的美学思考和艺术技巧。

当然，在科学倡明的二十一世纪之今日，我们景仰此幢，看重的是其艺术和历史价值！然而，面对这立体神坛所表现出的佛世界的森严等级与庞大的体系，仍然令人不能不陡然而生敬畏之意。或许，这就是佛学的艺术震撼力所在。

对于这样一种几近完美的艺术神品，惟一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解的是在其“造幢记”中，竟没有建造年月的标识记载。古幢伟大的制作艺术家，只能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苍烟落照中，不为世人所知。

《造幢记》共62行，每行10字，连题头共623个字，主要记述了大理国鄯阐侯高明生的功业，从高明生去世后布燮袁斗光如何忠于高氏，辅助幼主高生世转危为安，“澄于惊波，净于谗雾”的事迹。从题头还可知道，造幢记乃“皇都大佛顶寺都知天下四众洞明儒释慈济大师段进全”所撰。这慈济大师，《滇释记》卷一宋释条有记：“慈济和尚，大理人”。“皇都”即大理，二者所记相符，但仍然无法确定造幢的具体年月。不过，学者们参考了有关史籍和其它碑碣，大致推算出了造幢的时间和年代。

公元763年（唐朝广德元年），南诏王阁逻风率大军东巡，置安宁城监。越三年，命其子风迦异筑拓东城。公元781年，改拓东为鄯阐。公元937年，南诏灭，大理国立，有大功于大理国的白蛮贵族高方被封为“岳侯”。巨桥（今滇池南岸地区）成为高氏领地。公元1063年，高方后代高智升平定杨允贤判乱，立下大功，被晋升为鄯阐侯，高氏一族从此成为整个滇池地区的世袭统治者。此后的100多年间，高氏数次由鄯阐起兵平息朝中反叛，屡立大功于大理国段氏。公元1094年，段正明为君不振，被高升泰取而代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在位二年，临终前遗命其子高泰明还政于段氏，高泰明哪里肯依，父命照抗，仍紧握权柄不放，段氏仅拥虚位而已。高氏不仅尽操权柄，并且还将其子孙分封各地，高明量一支分封楚雄以西，高明清一支分封鄯阐（昆明）。当传到第八代鄯阐侯高明生时，鄯阐府城规模，仅次于皇都府城大理，号称“东都”、“别都”，滇池地区成为与洱海地区平分秋色的“州国”。高明生与属下也以君臣相称，且与段氏国王一样设置布燮（相国）。大约在公元1160年（宋高宗绍兴卅年），高明生传位高升世，是为第九代鄯阐侯。地藏寺经幢，便是在此之后不久所造。距今至少九百年左右的历史。

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虽时疏时密，时好时坏，但云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却始终不断，各族人民在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创造了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地藏寺经幢，便是一个杰出的标志和极好的物证。

古幢藏身的地藏寺，原系大理国时期四川和尚永照、云召和尚所建。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道真和尚重修，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毁于兵灾，经幢裸露于残墙断壁之中。以后由于金汁河河水泛滥，经幢被河水冲击的污泥所掩埋，直到民国八年（1919年）经幢从原地出土，得到有识之士的修整。1923年，昆明市政当局在地藏寺原址上修建了古幢公园，竖铁栅栏对经幢加以保护，供人参观。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古幢公园进行了重修，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场社会动乱中，古幢公园被一些工厂、单位所占用。

中国改革开放后，古幢的价值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高度重视，1982年2月24日，古幢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昆明市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决定搬迁古幢公园内的工厂，在古幢公园内建盖昆明市博物馆，对古幢加以重点保护。但当时因工厂搬迁困难重重，所以，几经周折，昆明市博物馆于1997年9月20日始完成一期工程的对外开放！

如今，“地藏寺经幢”被昆明市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加以特别保护，呈放在该馆正面宽阔明亮的大厅之中。在钢架的屋顶下，古幢熠熠生辉，稳定、庄严、肃穆地放射着历史的光芒，在廿一世纪新的世纪千年里，吸引着千千万万个游人惊奇的目光……

昆明市博物馆（古幢公园旧址）与600年道教文化历史积淀的昆明真庆观隔着拓东路呈对角状遥遥相望，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共处一地，相映成趣，共铸佛、道历史文化的辉煌。佛、道二家，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状元楼”在中间衬托出云南最经典的近代文化人的文化级别之最，金汁河流淌着忽必烈征滇、赛典赤治滇的历史文化乐章，河堤上残留的几株元代古柏，默默地向世人倾诉着昆明的世事沧桑、历史演变、社会进程……地藏寺经幢，被周遭浓浓的历史文化氛围所滋润，所涵养，所烘托，越发显现出稀世罕见的昆明古佛文化的精湛艺术和深邃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