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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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陵陵园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
汉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近6公里,南北宽1至3公里,面积约12平方公里。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等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及阳陵邑等部分组成。帝陵座西面东,居于陵园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于帝陵四角;嫔妃陪葬墓区和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列;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侧的司马道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园的东端。整个陵园以帝陵为中心,四角拱卫,南北对称,东西相连,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显示了唯我独尊的皇家意识和严格的等级观念。
汉阳陵帝、后陵均为"亚"字形,座西面东的探明,在西汉十一陵考古中是第一次。帝陵陵园南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南阙门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发现最早的砖质围棋盘、陶质脊兽和最大的板瓦等。
孝景王皇后陵位于帝陵东北,距帝陵450米处,与景帝陵遥相呼应。西汉时,帝、后合葬实行“同茔不同穴”的制度,即皇帝和皇后虽葬于同一茔域,但各起一座陵园。后陵与帝陵形制相同,高约25.5米,封土形制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封土上外围放射状态分布着28条从葬坑,南侧立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汉惠帝安陵”碑石,为讹误。孝景皇后王娡(?—前125年),汉景帝第二任皇后,汉武帝生母。槐里人,母臧儿为燕王臧荼孙,父为槐里人王仲。有四女一子,为修成君金俗、平阳公主、南宫公主、隆虑公主(林虑公主)、汉武帝刘彻。王娡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去世(前125年),晚于汉景帝十六年,谥号“孝景皇后”,与景帝合葬在阳陵。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西北,分别占地96000平方米。1990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修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从葬坑数座,组建了以王学理为队长,尚志儒为副队长的汉陵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进一步的钻探,发掘出大量彩绘裸体陶俑,发现了南区从葬坑。1991年,汉陵考古队90年的发掘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北距后陵300米,共计有24个坑,呈南北向14行排列。1992年4月,《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一号简报》发表,公布了南区从葬坑16、17号坑的发掘成果。1994年4月,《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发表,公布了南区从葬坑20—23号坑的发掘成果。1995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调秦汉研究室焦南峰、马永嬴组建阳陵考古队(简称阳陵队)。1995年11月,阳陵队发掘阳陵南区10号从葬坑(局部),出土大量彩绘裸体武士俑。
从葬坑中有排列密集的武士俑群,有堆放粮食的仓库,还有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与西汉时期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这些考古发现既是西汉帝王丧葬制度的反映,也是西汉时期经济繁荣,军力强盛和物质生活丰裕的缩影。
罗经石是建筑中心的一大柱础石,该核心柱石边长近两米,其上所立柱子直径有1.4米,高度难以想像。基址每边有14个柱坑,坑内保存有柱础石,56根回廊柱与核心柱共同撑起“长安城内就能历历在目”的阳陵高台建筑。整个建筑布局规整,规模宏大。 罗经石遗址是阳陵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之一,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帝陵陵庙建筑遗址。据有关资料记载,景帝陵庙亦称孝景庙,号德阳宫。《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载,中元四年(前146年)“春三月起德阳宫”,注:“是景帝庙也。帝自作之,讳不言庙,故言宫”。景帝庙于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十二月毁,竟宁元年(前33年)三月复。考古专家联系“罗经石”遗址的发掘显示,推断这一遗址是景帝陵庙德阳宫的一部分。
阳陵陪葬墓西起帝陵东侧约1100米处,东到马家湾乡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占地约3.5平方公里。整个墓区被壕沟分成若干个方块,成为墓园,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这次发现的陪葬墓园数量众多,围沟完整,布局规整,排列有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这一发现在西汉十一座帝陵的考古研究中是首次的,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997年6月开始,阳陵队为配合高陵县泾河工业园区的建设,对阳陵陪葬墓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并发掘了其中的部分墓葬,出土了大批汉代珍贵文物。
刑徒墓地位于帝陵西北约1.5公里处,面积达8万平方米,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估计葬于此地的刑徒在万人以上。1972年发掘了其中的29座墓葬,揭开了阳陵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发现35具人骨架,其墓葬排列无序,尸骨凌乱,相互枕籍,埋葬草率,均无陪葬品。骨架上大多戴有“钳”、“釱”等类铁制刑具,有的还有明显的砍斫痕迹。1978年初,杜葆任先生发表《汉阳陵附近的钳徒墓》一文,确认了阳陵的刑徒墓地。
阳陵邑位于
1990年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6年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汉景帝阳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测绘、钻探、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发掘研究成果。
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着一块方形巨石,当地群众叫做“罗经石”,经测定为正南北方向。据研究推测,为修建阳陵时标定水平、测量高度和标示方位之用,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测量标石。
在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南面现存有五方石碑。其中,明代中后期皇帝派遣大臣祭祀汉景帝后所立御制祝文碑两方,清乾隆丙申年(1776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阳陵正名碑一方,现代文物保护标志碑两方。这五方石碑,反映了明清以降各个历史时期官方对阳陵的重视和保护,体现了后世对汉景帝文治武功和统治思想的称赞与认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阳陵帝陵封土南面距南阙门遗址约70米处,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阳陵正名碑前,曾经呈东西方向依次树立有七方碑刻,至清末(1906年—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实地考察时尚存三方,今仅存两方:明代皇帝派遣大臣祭祀汉景帝后所立御制祝文碑。两方碑刻分别树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和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天启祝文碑为东起第一方,嘉靖祝文碑为东起第三方,余者仅存碑座而不知碑身佚于何时、何处。由于两碑所历时代较长,又孤处于帝陵一侧,多受风雨磨蚀与人为破坏,碑文少量字迹难免有所湮灭,嘉靖碑即有两字难以确认,不过观察两篇祝文格式、内容均较一致,故而可利用天启碑与嘉靖碑相校,补出湮灭的文字为“克守先业,致治保民”。碑文中对汉景帝“克守先业,致治保民”的评价,体现出明代官方对景帝顺应时代潮流,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认同。
阳陵南门阙是中国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它的发掘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南阙门遗址还出土有目前发现最早的砖质围棋盘、陶质脊兽和最大的板瓦等。
帝陵园内86座从葬坑的钻探发现和试掘为汉陵的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帝陵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些从葬坑的分布和坑内陪葬物品的放置,无疑与当时宫廷的制度等有关,因而对这批从葬坑的发掘和研究,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阳陵邑遗址生动地再现了2000年前汉代古城的文化风貌和汉代的宫廷生活,对研究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阳陵的考古科研成果是举世瞩目的,它的钻探、发掘、研究成果为西汉帝陵的埋葬、陪葬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研究西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实物资料,为西汉诸陵的考古研究中起到了先导和借鉴的作用,阳陵考古陈列馆的对外开放则向世人展示了整个“文景之治”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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