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寨遗址

出土彩陶

现已查明姜寨遗址占地20000余平方米，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通过对遗址、实物的技术鉴定，说明居住在这里的原始先民相对稳定、年代久远，至少延续了两个阶段，即仰韶文化时期的四个阶段(包括半坡早期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和

姜寨遗址

姜寨遗址位于临潼城市规划中的未来城区中心位置，为了和未来城市融为一体，临潼区委编制了姜寨遗址保护规划，通过科学合理地制定姜寨遗址保护区规划、保护措施及环境整治措施，遗址上将建起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加强文物保护力度。

姜寨遗址

沿渭河、黄河流域和其它地区发掘的原始部落遗址有上千处，像姜寨遗址这样面积之大，气势之宏伟、结构之合理、功能之齐全，并且再现了两个时期文化特点的遗址确实少有。所以，把骊山誉为 “华夏源脉” 是名副其实的。从姜寨遗址平面图可以看到，整个遗址布局严谨、有条不紊。西以临河为屏障，东、南、北三面为人工挖修的防护沟，东边围沟与公墓地分开。居住区的中心是4000多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广场四边各有一座80平方米的中型房子，门均向广场中心开。每座中型房子附近各有一群小型房子，门也开向广场中心。这四座中型房子均为四个氏族部落的活动场所。

半坡类型聚落的总体布局分为居住区烧陶窑场和墓地3部分。居住区西南以临河为天然屏障，东、南、北三面有人工壕沟环绕，轮廓呈椭圆形，面积约一万八、九千平方米。居住区内有中心广场，周围分布着100多座房子，分为5群。每个建筑群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还包括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门均朝向中心广场。 房屋附近分布有储藏东西的地窖群、2座家畜圈栏以及许多儿童瓮棺葬。窑场在村西临河岸边。村东越过壕沟即为墓葬区，南北分布着3片墓地。就整个村落遗迹特别由5组建筑群来看，可能居住着由若干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或一个较小的部落。房基平面多呈方形或圆形，分大、中、小型3种。有地穴、半地穴及地面建筑3类。大型房址只有半坡类型的4座，都是方形，其中半地穴式及地面建筑各2座，面积均达80平方米左右，一般都有门道，门内设一个大型深穴连通灶坑。灶坑两侧至墙边还筑有低平的方形土台。中、小型房子面积一般为20平方米左右。有少数居住面用草泥涂抹并经火烧。房屋中央都有一个灶面或浅穴灶坑。半地穴式者下部以穴壁为墙，穴壁四周还有若干小柱洞，地面起筑的多以木骨涂草泥为墙。

姜寨遗址鱼蛙纹深腹彩陶盆

在居住地内外有许多陶窑。墓地主要在居住地区外东南方，墓葬有600多座，其中有400座属于半坡类型，有200座属于史家类型。姜寨遗址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1万多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还有许多骨器，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彩陶器中有许多件前所未有的葫芦形鱼鸟纹彩陶瓶，表现了精湛的技艺，说明制陶作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已有相当发展。姜寨遗址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特征，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罕见的。这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生产技术、家庭婚姻制度、社会生产状况及解决新石器时代的序列问题，都提供了宝贵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原始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画卷。该遗址已回填，地表为农田，保存较好。

整个遗址分广场中心，居住区、制陶、饲养、墓葬五个部分。居住区是村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10000平方米居住区内发掘的遗址有仰韶时期的房子若干处。已清理出的有半坡早期120座，史家类型7座，半坡晚期7座，龙山文化时期发掘有12座。同时还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的窖穴486个，其中半坡早期297个，史家类型41个，庙底沟类型5个，半坡晚期32个，龙山文化时期灶坑17个。仰韶文化陶窖4座，其中半坡早期3 座，半坡晚期1 座，还有仰韶文化时期墓葬680座，其中土墓葬372座，瓮棺葬308座。除此，还有道路2条，柱洞2000多个，畜牧夜宿场2处等保存完好。打开土层，一幅壮丽的原始部落立体图呈现眼前。

生产工具类以石、骨、陶、角、蚌等材料为主，共3811件，与石材加工的生产工具种类不同，形态各异。石斧、石锛、石铲、石凿、石刀、石钻、石球、石敲砸器、石臼杆、石砚、石弹丸、古锥、石砍器、石磨盘、石磨棒、石镞、石网坠、石纺轮等30余种，充分突出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具物品。骨制工具占据第二位。除此，还意外地发现了黄铜片、黄铜管金属物。

生活用器主要以陶器为主，3000余件，100余种。最为珍贵的是半坡时期的彩陶花纹和刻划符号及史家族类型，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形状、纹饰，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特点是彩绘艳丽、形态奇特、花纹齐全。姜寨先民用各种颜色在石砚上磨成粉拌好，然后在陶器上绘成各种图案。由此可见，绘画早在母系氏族就有了，彩绘图案有人面纹、鱼纹、几何纹、网纹、鸟纹等几十种饰纹。划符号陶器102件，这些符号就是当时信息交流语言沟通的文字。陶具类型比较奇特的形状有凹底、尖底、圈足形瓮、罐，有曲腹碗、钵、双唇口尖底瓶、鸡冠耳罐、双耳高档三袋足鬲、釜形三足斝、三耳罐等30余种。这些陶具在制作上不断有所突破创新，形成了千奇百怪，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可心用品，一直延长和影响着今天的陶冶发展。

装饰器类主要有骨、陶、石等经过精细加工后制成。玉圭1件、牙饰1件，装饰品385件，陶簪600件、骨簪44件，陶环382件，石环6件，骨珠饰14077颗，这些装饰品在当时能做出来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随葬品基本全是生活用品，瓮、钵、棺座内最多放两件，其它墓道内多少不等。碗、盆、瓶、壶、盂、盘、杯等用具比较普遍。除此，在儿童墓和15——16岁女孩子墓中佩戴骨珠2170余颗。姜寨遗址仅仅发掘一部分就发现了这么多文物瑰宝。可见其内藏丰富，源远流长。

6000多年前的临潼姜寨人已经开始使用乐器，这已不是什么天方夜谭。那时的乐器是什么样子，如何使用而发出悠扬动听的音乐。1972年至1979年在骊山脚下姜寨遗址发掘的陶埙。现珍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姜寨大陶埙和小陶埙，均出土于二期文化层中的358号墓。其中大陶埙通高6.6厘米，暗红色，上端有一个吹孔，无音孔;小陶埙通高5.45厘米，暗红色，上端有一个吹孔，无音孔;还有从另外一墓出土的唯一一件二音孔陶埙，行似蜜桃，陶质坚硬，颜色褐红，通体饰有陶拍打出的细绳纹。值得关注的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卵形陶响器，其长度为5.75厘米，高3.05厘米，非常别致。像这样在同一遗址同时出土的古代不同乐器实物，当属罕见。

陶埙，这一原始吹奏器的产生，应该说与古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细观其形，都是用陶土捏塑而成的，外形呈卵形、兽形、橄榄形、宫形等多种，中空。有的仅有吹孔，有的吹孔、音孔俱全。运用时主要是通过气息冲击吹孔边棱，引起埙体内气柱振动而发出声音;吹奏时能否准确地表现出该陶埙的固有性能——音高、音色、音质等，除取决于埙体自身的形制、材质外，还与吹奏者发出的气息的强度以及冲击边棱的角度密切相关，吹奏者的经验与技术水平对埙类乐器的测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87年9月，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吴钊先生曾对姜寨陶埙的发音性能和音高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姜寨出土的两个无音孔大小陶埙，均可比较容易地吹出两个以上不同频率的音乐，而仅有的一枚二音孔陶埙，除用全闭、开右孔、开左孔及全开四种按法吹出四个不同频率的音乐外，还可用全闭变换角度吹出其他两个不同频率的音乐。由此可见，古代生活在关中平原的人们，对音乐的创造可谓独具匠心，同时也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

出土文物

磨粉砚的发现，再次把制砚技术提前了 4500 多年。刻划符号，充分证明了人类已经向文明大大迈进了一步。那时的先民已经有了用文字的意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像陶具上刻画的不规则 “ 十 ” 、 “ 一 ” 、 “ 市 ” 、 “ 巾 ” 等符号，是与今天文字的偶合，还是从上古时期就一直沿用下来?值得研究。从姜寨遗址发掘的随葬品看，儿童特别是女孩要比成人丰厚得多。这说明爱护儿童、少女的美德从母系氏族就开始了。从广场中心和四个房子的结构用途看，氏族之间交往活动及氏族与氏族共同交往已经开始形成，而且从新石器时期起，人类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更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姜寨遗址出土文物的数量之大和品种繁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上万件文物中，大致可分四大类， 200 多个品种。四大类型是：生产工具类、生活用品类、装饰品类、殉葬品类。从这里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在这里开始了原始农业、家禽饲养，发明了烧陶、编织、防御、挖窑穴、造房屋、绘画、装饰等项技术，把人类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原始先民有了立体建筑与平面布置的意识和基本功能，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从第一感觉进入了大脑思维的较高层次阶段。姜寨遗址，人类从这里开始觉醒，文明从这里开始起步。姜寨遗址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