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位于大冶铜绿山Ⅶ号矿体(大岩阴山)北坡，坐落在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马鞍形山岗上。

这是中国矿冶遗址中首次发现的古代矿冶生产者的墓地。墓地文化属性与时代特征之明确、墓葬保存之完整、出土文物的矿冶生产特性之显著，均为中国矿冶考古的第一次。古墓群的发现，使得遗址呈现了采矿、洗矿、冶炼、安葬等一条完整的矿冶之路链条，对于中国冶炼史研究意义重大。

2016年5月16日，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4年3月，为了配合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铜绿山铜矿新馆选址范围进行考古勘探。当年4月1日，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钻探时，发现两座疑似墓葬。随之，考古人员在其中一座墓葬周围进行大面积发掘，不断发现墓葬。

2014年11月～2015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墓葬区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2275平方米，清理墓葬135座。其中，西周晚期3座、春秋时期120座，共出土铜、陶、玉、铜铁矿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

7号矿体铜矿产业链空间图

在中国已发掘的安徽铜陵、江西铜岭等矿冶遗址中，都没有发现墓葬区，唯有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首次发现墓葬区，填补了中国矿冶遗址发掘这方面的空白。由此，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成功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墓葬区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20米至50米，面积约4500平方米。

出土的铜戈、铜刮刀、铜凿、玉饰

随着遗址中井架、巷道、采矿工具等一件件文物出土，墓葬的主人是谁成为考古人员关注的问题。经过研究分析，考古人员初步认为：这些墓葬群里，既有“矿长”，也有中层管理者，还有生产技术工人。

在古墓群中，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豪华”墓葬，出土了2块玉玦、1块玉环，4个用青铜打造的铜抓钉。据分析，一般普通采炼工人，不可能随葬有玉器等贵重物品。由此判断该墓主人身份比较显贵，很可能是冶炼场中的矿长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出土的孔雀石

墓葬区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武器，包括戈、青铜剑等，其中一把青铜剑长约30厘米，造型短小精悍。有的墓葬边龛中发现了铁矿石，有的墓出土了光泽鲜艳的孔雀石。陈树祥表示，根据随葬品可以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如随葬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斧、铜凿等的可能与矿区采冶有关;随葬孔雀石、铁矿石、石砧等碎矿工具的或者无随葬品的小型墓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的技工或工人。

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高10厘米的青铜鼎，考古人员发现其鼎壁外有烟熏痕迹，推测可能是当时矿工们用来煮饭菜的器具。考古人员还发掘出一把铜削刀，其外观小巧，制作精致，呈小型弯月状。考古人员想来想去，推测这把铜削刀应该是制作竹简的“工具刀”，或许这里铜矿的开采、选矿、冶炼等生产流程，都需要竹简等书写材料详细记录。

专家们分析后认为，这一个规模庞大、令人震惊的古墓群，应该是春秋时期冶炼场中的管理者和技术工人集中安葬的一块公共墓地。

从古墓群里出土的一些器物和墓葬习俗中可以看出，墓葬群以春秋中期为主，随葬品的吴越风格和楚文化特征共存，其中具有浓厚楚文化特点的文物在铜绿山首次被发现。陈树祥据此判断，铜绿山古铜矿当时已被楚人掌控，但采冶工匠主要为当地吴越人群。

首次在矿冶遗址发现墓地，揭示了矿冶生产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相关信息。一椁一棺墓和随葬青铜、玉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规格高于其他墓，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管理者或高等级矿师。根据随葬品情况推测他们可能有分工，如随葬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斧、铜凿、铜刮刀等的可能与矿区采冶、竹木管理和制作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生产记录相关。随葬孔雀石、铁矿石、石砧等碎矿工具的或无随葬品的小型墓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的技工或工人。这些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矿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采选冶铜遗址与墓地组成了一处铜矿产业链。墓葬区与近几年在岩阴山脚遗址发现的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35枚矿工脚印、四方塘遗址冶铜场及Ⅶ号矿体5处古代采矿遗址等，共同组成了一个同时代同地区的较为完整的矿冶产业链，为研究东周时期铜绿山铜矿采冶空间分布、生产规模、技术流程等拓宽了视野。

揭示了铜绿山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冶炼技术的信息。墓葬区的文化属性显示扬越文化和楚文化共存融合，楚文化因素渐逐加强。对墓葬出土的部分铜器和孔雀石进行了铅同位素示踪分析，这些铜器的原料多数来源于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冶炼场出土炉渣分两批次检测，含铜量平均为0.49%和0. 68%，皆说明炼铜技术已达到了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