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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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已有了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自夏朝开始正式确立法制以后，每个朝代都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而且还不断总结经验，推进法制的发展。早在西周时已提出了“三典”的理论，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以后，又在法典的体例和内容等方面不断发展。从体例上看，自战国时《法经》的六篇，经过汉朝《九章律》等的演进，到隋朝的《开皇律》已形成十二篇及其篇名，并为《武德律》以及以后的《永徽律疏》所继受。

《永徽律疏》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可以说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唐律的内容承前启后，在总结前人的立法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且开创了中国古代法典中法律与历史结合的先河。

《唐律》之义疏自高宗时作成颁行后，终唐之世，一直没有废止过。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对律令格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删修，结果是“总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义疏仍与单行律并行。其后，义疏以两条渠道发挥着影响。

其一，义疏被后世径直沿用。五代后梁太祖时，法律有“律疏三十卷”，一仍唐旧;后周世宗时有司奏事，言法律“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疏三十卷”，因当时尚未定法，所用皆唐之旧典;甚至到显德年间《大周刑统》(即《显德刑统》)编成，仍然是“与律疏、令、式通行”，义疏并未废除。宋代建隆年间制订《宋刑统》，鉴于《大周刑统》未能遍引《唐律》之义疏，重取唐代律、疏作法，从而使《宋刑统》成为《永徽律疏》的翻版。窦仪在《进刑统表》中所说的“旧(指《大周刑统》)疏议节略，今悉备文”，即指此事。金代之律，据《金史·刑法志》说：“历代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厥，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则唐律之义疏，经宋而再传于金。明代置元代之后，重又仿唐律立制，不惟篇章、条文，义疏也多本于唐。清沿明制，《清史稿·刑法志》记曰：“诸臣以律文昉自《唐律》，辞简意赅，容致舛讹，于每篇正文后，增用总注，疏解律义。”当然，这已经是新的“义疏”了。

其二，义疏的方法被用在其他立法上。后周的《大周刑统》，据载：“其所编集者，用律为主，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于令，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这个“朱字训释”，就是新的义疏。《宋刑统》仿照此法，也增加“释曰”条目训释难解者及需参见者。至于《清律》的“总注”，实亦此类也。

总之，由唐代首创的义疏，一直沿用到封建社会之季世。道理在于义疏是使律文具体化、细密化的一种必要手段，是统一理解和执行法律的有力保证。而实际上，律文必须是“辞简义赅”的，这就是使疏解成为经常的、当然的要求。《唐律》义疏的得力之处正在这里。而它所代表的普遍性，也就变成人所共睹的普遍现象存在。

唐律疏议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唐律的完备，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唐律为内涵，以周边封建国家法律为外延，构建了区域性的法律系统。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四大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法系是指根据法律的历史传统，对法律所作的分类。凡具有同一历史传统的法律就构成同一个法系。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的体系，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自身固有的特点。他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影响着亚洲与其有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立法思想、原则、篇章体例，还是法律内容，都承袭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成果，是前朝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使唐律熔封建法典之共性与自身发展完善之特性于一体，以“一准乎理，而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不仅对唐代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成为后世封建立法的典范。元代人在《永徽律疏序》中说：“乘之(指唐律)则过，除之则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即对唐律的修改，随意乘除增删不是有过就是不及，都将影响其完整性、严密性。唐律正是以其严谨的结构，简明的文字，精确的注疏，完备的内容，而被后世各朝奉为修法立制的楷模，沿用不废。五代各国立法基本上取法于唐。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唐代作为强大的封建帝国，曾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先进的文化(包括法律)，被来往于长安的外国商人、僧侣、留学生传播到四方，是唐律对古代东南亚等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东南亚各国封建立法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