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荣

• 中 文 名   钟朋荣
• 民    族   汉
• 性    别   男
• 国    籍   中国
• 职    业   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 学    历   硕士

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 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 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 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 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 《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 《光明日报》、《 中华工商时报》、《 经济研究》、《 金融研究》等报刊发表 经济论文数百篇。 　　1993年末，他与北京一批经济专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 信息咨询中心。10多年来，在他的主持下，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 大庆、三九集团、 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 河南华信 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 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 哈高科、浙江 南都电源集团、 宁夏青龙公司、 黑龙江 大正集团等全国100余家 大中型企业的 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定了 郑州、 湖北襄樊、 台州、荆州、 运城、 吐鲁番等20多个 地级市和河南 济源、新郑、湖北 老河口、温州 平阳、苍南、 瓯海、河北 遵化、 

《百条治国大计》、《宏观经济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涨价风波》、《十年 经济改革》、《钟朋荣集》、《解开中国改革的联立方程》、《跨世纪难题》、《 三角债》、《中国金融新现象剖析》、《财政金融论》、《 民富论》、《中国企业留神十大 陷阱》、《 网络时代重构 中国经济》、《 国策论》、 《中国企业为谁而办》、《 勤劳人的经济学》等。 

我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章的，到现在已近20年了，前前后后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出版了18部专著。可以说，近20年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是跟写作联系到一起的。从事 经济研究要写论文，在机关工作要起草文稿，现在从事咨询工作要写 咨询报告，所以写作 就是我的工作。 

在20年来的研究与写作中，我始终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生产力至上原则　搞清楚原则 面向实践原则 创新原则

人生五段路：进出 中南海前前后后…… 

我1954年生于 湖北省 浠水县，先是当农民。那时，读初中和高中不 连贯，初中到高中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其间，既有"罢课闹革命"，也有" 复课闹革命"。我的数学成绩当时在学校还是冒尖的。由于历史的误会，现在干起了 经济。不过，读高中时，好像对什么都有热情， 浑身是劲，碰到什么学什么。但最后对我真有帮助的是绘画。与我一起读高中的，到现在有半数以上还在家种地，有的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也有的是儿孙满堂。大概是绘画的技术帮了我。我们那一带 毛主席的巨幅 画像都是我来画，因此，被公社党委记看中了，调到公社当党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在区里当到民政干事。这个经历很重要。当民政干事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了解得比较透。再后来，到县政府里当民政干事，干了两年。在浠水县，几乎每一个 自然村我都骑 自行车跑遍。这段经历也很重要，无论是我的写作水平还是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与这段时间的锻炼有关。在 中国的四级政府里面，乡政府干半年，区政府近一年，县政府干了两年，后来又到中央政府干了六年。 

钟朋荣

我在县政府的工作是安置城镇下放居民。大概是1973年，《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大批 城镇居民下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老家的浠水县就有2800多户，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上海的，有来自武汉的，也有来自本县县城的。他们到农村后，有的没有房子，有的因不会农活，生活极为艰难。于是政府给他们分配一些木材，给他们一些救济。在我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无论木材还是救济资金，都是通过政府一层层往下分的。我接受任务后，通过调查，发现不少下发居民的木材、资金被村干部(当事叫大队干部)、或者乡干部(当时叫公社干部)克扣或截留，根本 到不了他们手里。于是我采取了一竿到底的办法。我骑个自行车，亲自到每一个下放居民家调查，根据所了解到的 第一手资料，提出张三家给多少木材，李四家给多少救济，把这些都印成规范的表格，然后分别送大队长、公社主任、区政府分管区长、县民政局长签字，并同时盖上各级政府的公章。公章 盖齐后，我就通知他们直接到县里领款、领木材。这样就把各种克扣、截留的漏洞给堵死了。 

南方一般都种两季水稻，我们老家，第一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五一身”，第二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八一秧”，即两季苗分别要在“五一”节和“八一”节以前栽完。这样，整个七月就是抢割 一季稻和抢栽二季秧的季节，俗称“双抢”。“双抢”期间，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起床拔秧苗，上午割 稻子，下午栽秧苗；下午收稻子，晚上割稻子，干到九、十点钟。这样，每天从早到晚要干１０多个小时。湖北的夏天极为炎热，户外的温度高达40多高。中午在田间干活，感到脚像泡在开水里。晚上在水田里干活，上有蚊子水中有 蚂蟥。因为身子很累，蚊子咬几口似乎并无感觉。有一次，大队在“双抢”期间放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有十多人躺在地上没走，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都极度疲劳，早已进入梦乡。当时我在村里栽秧是最快的，"三五寸"的规格，我一天可以栽一亩多，左手 分秧，右手栽秧，协调动作， 像一架机器三五寸"即行距五寸，株 距三寸。一亩有多少行，一行有多少棵，我计算过。我栽秧从不戴帽子，从不穿上衣，只穿个短裤，身上或头上有蚊咬，就用泥巴手拍一下，一天下来，成了一个 泥人。 

1976年，我被推荐到湖北省外贸学校，读了两年中专，1978年提前留校当教师。1979年3月我开始在《 江汉论坛》和《 湖北日报》发表文章，最早在 《湖北日报》上发表的是《怎样看待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江汉论坛》发表 价格改革方面的文章。1979年下半年，在 厦门大学主办的《 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了关于 价格形成基础的文章。从此开始，以后每年有三四篇甚至十来篇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到1988年，仅《江汉论坛》就发了十四五篇。《江汉论坛》是当时湖北省唯一一个理论刊物， 双月刊，经济文章每期只有两三篇，一年也只发十多篇经济类的文章，但每年都有我的文章，有的年份两三篇。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院长 夏振坤准备让我当《江汉论坛》总编。 

1987年12月，我在《 经济日报》发了两篇关于投资问题的文章，《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选择》。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经济日报》在第二篇文章发表时，破例加了一个很重要的 编者按。编者按的全文是："本文作者系 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1987年12月8日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对上文的思路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补充"。 

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的一位 中央书记处书记对这两篇文章比较感兴趣，就打电话问报社作者是什么人。当时，我在 中南财大读研究生(经济研究所)。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专程到武汉来找我谈。陪同这位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座谈的有当时的湖北省委副书记 钱运录等领导同志，还有武汉地区的一些经济专家，也有我的导师张寄涛教授。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后，首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那两张《经济日报》。在我的那两篇文章上，他用红笔画满了 圈圈点点。在座谈过程中，我就文中的观点提出了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第二天，中央领导接见中南财大研究生的消息立即成了《湖北日报》等报纸 头版头条消息。三个月后，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引荐下，我被调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首先，与 林子力等一起，参加价格改革方案的起草。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组织的这个课题。课题完成后，留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一些政策的调研和文稿的起草。这一干就是六年。 

1992年至1993年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参与整理 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主要整理经济部分；第二件事，1992年7月与 中办调研室主任 陈进玉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文章，全文9000字，《经济日报》头版发表。第二天，包括 《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报纸都全文转载。该文公开、系统地提出在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从此，全国公开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讨论。第三件事是"下海"。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决择。 

1993年，我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到大学当教授或到社科院当研究员，二是在政府当司长，三是下海。我一生中也谈不上当什么官，但毕竟在官场混的时间不短。从乡政府到中央政府，在四级政府部门工作过。在中办期间，不少工作是直接与中央领导打交通。从实践中，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做官，或者说自己对做官没有兴趣。因此，首先放弃了 官道。剩下的就是在商道和文章上作选择了。 

1992年至1993年，正是要机关干部和“文人”＋下海的高潮。巨大的潮流，几乎对每个人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我也不例外。我已经决定了要"下海"，但对已经从事过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怎么也不舍得丢掉。因此，就试图寻找一条文商兼顾之道。但研究工作与下海似乎有冲突，如何把下海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呢?于是选择了现在的路子--办一家 咨询公司，一半时间作研究，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前几年，每年坐飞机100多次。我现在办的这家公司在体制上是小内核 大外圈。公司内部有几个专职研究人员，这是内核；外围有几十个专家、教授，他们有的70%的精力跟我干，有的一半精力跟我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外围专家圈子。

我的学术活动是从学习和研究《 资本论》开始的。1979年开始在

清华中旭商学院客座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曾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之一（另三位是樊纲、北大刘伟、清华魏杰）；

现任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北京视野咨询中心自1994年成立以来（原名北京金思达咨询中心）,已为全国200多个地方政府和大中型企业提供过咨询服务；

兼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江西财大、西北大学等六所大学教授；

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总裁班和县市长班特聘教授,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总裁班和县市长班宏观经济分析、区域经济战略、企业发展战略的主要授课教师之一；

兼任北京裕兴、彩虹集团等5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全国20多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顾问；

曾在乡、区、县、中央四级政府任职；

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6年, 参与过不少重要政策的研究和文稿的起草；

主持制订过大庆、三九、包钢、大冶特钢、路安集团、华立集团、云南出版集团、郑州信托等100多家企业的战略方案和改制方案；

主持过德隆、格兰仕、三九、方太等10多家知名企业的案例研究；

主持制订过郑州、安阳、许昌、济源、温州、绍兴、台州、乌鲁木齐、吐鲁番、运城、襄樊、荆州、延边州、石嘴山、义乌、平阳、苍南、寿光、增城、新郑、清 丰、滑县、内黄、福安、罗平、候马、左权、寿阳、路城等100多个地市、县市的经济发展方案。不少方案被地方政府采用后,收到良好效果。

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数百篇经济论文,不少文章被大量转载；

在人民出版社等全国知名出版社出版了18部经济学专著,如《中国通货膨胀研究》、《宏观经济论》、《中国企业为谁而办》、《勤劳人的经济学》、《中国金融新现象剖析》、《百条治国大计》、《民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