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绸织造技艺

潞绸，即古潞州织造之绸，它产生于何代，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明代潞绸曾发展到鼎盛时期，山西的潞州因此而成为北方最大织造中心。潞绸长期作为皇家贡品上贡朝廷，据《潞安府志》记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绸庄丝店遍布街巷，机杼之声随处可闻。潞绸品种丰富多彩，有天青、石青、沙蓝、月白、酱色、油绿、秋色、真紫、艾子色等十余种花色，规格分大绸、小绸两种。明代中叶以后，潞绸成为畅销全国的产品，“土庶皆得为衣”。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及潞绸。在其他典籍中也可不断看到潞绸的记载和描写，由此可以想见潞绸生产和销售的繁荣情况。

潞绸织造技艺

由于腐朽的封建政权和官僚制度阻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朝廷的横征暴敛以及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广大机户不堪其苦，怒而“焚烧绸机，辞行碎牌，痛哭奔逃，携其赔累账簿，欲赴京陈告，艰于路费，中道而阻”，终使潞绸行业一蹶不振。光绪八年，经中丞张之洞专折秦请，长治停额供之例，从此潞绸便销声匿迹了。

潞绸，是山西丝绸业鼎盛时期的代表，产于山西长治，因潞州而得名，历史上曾与杭锻、蜀锦齐名，名列中国三大名绸之一。穿丝绸其实就是在穿文化，现代潞绸是将几千年丝绸文明与现代时尚交织在一起的艺术品。

早在盛唐时期，山西的丝与绸就已在“丝绸之路”通行。拂去历史的尘埃，追溯中国丝稠文化的起源。上古炎帝农耕时期，地处太行山脉的长治就已经开创了栽桑养蚕的历史。

从隋朝起，潞绸就已成为山西州府向朝廷进贡的主要物品。从《隋书》记载：“上党，人多种农桑……”享有“南淞江，北潞州，衣天下”的历史佳话。由此可见蚕桑生产在长治等地兴盛已久，并在当时形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力。

丝绸之路是西方了解丝绸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通道，据《山西通志》记载，早在盛唐时期，山西的丝与绸就已在“丝绸之路”通行，且山西人还在西域诸国（阿拉伯地区）传授缫丝织绸技术，说明山西当时的缫丝、织绸技术已相当成熟与发达。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第21子沈王朱模就藩于潞安府后，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使潞绸在潞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织造规模，是当时山西省进贡的主要产品和赋税的大宗来源，盛极一时，作为皇室贡品，代表了明清山西乃至全国纺织技术的较高水平。明万历年间，潞绸发展到鼎盛时期，“士庶皆得为衣”，此时潞绸作为普通百姓的饰品，充分融入到了民间，作为一种衣着饰品，承载了深刻复杂的审美、习俗等文化内涵，融入了灿烂的中华丝绸文化之中。据乾隆《潞安府志》记载，长治有织机13000台，登机鸣杼者数千家，“潞绸”名扬四海，与“杭缎”、“蜀锦”齐名。清代也是潞绸长足发展的阶段，据史书记载，长治每年生产丝绸达3000匹。

潞绸在中国丝绸史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山西传统纺织工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重视对潞绸的传承与发扬，在保持核心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与现代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相结合，深度挖掘潞绸新的工艺、文化、市场等价值，展示其历史文化感与现代美，不但有利于传承上党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可以带动上党地区的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只有与文化相结合，用文化定义自身、象征自身，才能彰显其独一无二的内涵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