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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儒僩

孙儒僩,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期间,曾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等古建筑研究的基础工作。20世纪50年代参加甘肃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安西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的首次考察。50年代以后先后参与莫高窟1-3期石窟保护加固工程的监理、莫高窟南区南段石窟加固工程、安西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加固工程的方案设计与施工。参与编写了《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其担任课题组长的“敦煌莫高窟环境及壁画保护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文物局1992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甘肃省环保局科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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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儒僩孙儒僩

孙儒僩,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

孙儒僩,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

1959年在天梯山石窟。前排左起:张学荣、李承仙、孙纪元、何静珍、张鲁章、倪思贤、窦占彪、任步云。后排左起:段文杰、万庚育、翟广炜、常书鸿、丁桂昌、赵之祥、李贞伯、孙儒僩1959年在天梯山石窟。前排左起:张学荣、李承仙、孙纪元、何静珍、张鲁章、倪思贤、窦占彪、任步云。后排左起:段文杰、万庚育、翟广炜、常书鸿、丁桂昌、赵之祥、李贞伯、孙儒僩

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

1947年夏,得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招人,刚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孙儒僩怀着对莫高窟的憧憬远赴西北。

迢迢四千里路程,整整走了25天,一路树木寥寥,黄沙漫漫。经过一个叫“甜水井”的地方,他掬起一捧水尝了尝,又苦又涩。

那时的莫高窟几成废墟,积沙甚至高达四五米,封堵了窟门。

作为研究所第一位建筑专业人才,孙儒僩开始测绘木结构窟檐、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我们不讲工作时间,白天搞业务,晚上点个油灯练习线描。平时还要薅草、割麦子、喂牲口。”

195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后专门设立保管组。孙儒僩等人清流沙、装窟门、封护岩体,尽量减少自然对洞窟的破坏,并对部分北魏时期洞窟进行了加固。

“那时缺乏保护经验,但面对千年瑰宝,我们没有轻易动手,提出试验性加固,要求工程可逆。”孙儒僩回忆,当时他不仅要设计方案,还要参与施工。一块四五百斤的花岗岩只靠4个人搬。

孙儒僩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先驱者之一,一干就是一辈子。其间,他还参与了榆林窟、西千佛洞、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工作。

莫高窟拥有4.5万平方米缤纷绚烂的壁画,但在孙儒僩眼里,洞窟意义分外重大:“壁画塑像的载体是石窟,石窟一垮,什么都没了。”他和同事们穷尽心力,让一方方石窟延年、屹立。

半个多世纪过去,走在莫高窟,历年的加固工程随处可见,石头墙与自然融为一体。

1993年,退休了的孙儒僩又被返聘,回到原来的岗位。

“敦煌磨砺了我,我离不开它,这就是我的敦煌情节。”孙儒僩说。

记者了解,晚年的孙儒僩仍心系敦煌,将保护历程与经验凝结成文,出版了《

孙儒僩先生和夫人李其琼孙儒僩先生和夫人李其琼

孙儒僩两次罹患癌症,耳朵也听不大清了,但精神状态仍好,记忆力奇好,莫高窟735个洞窟,哪个窟里有啥,都记得清清楚楚。

孙儒僩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手术未能成功,眼前常是重影,但他没放弃写作。2017年8月,烈日炎炎,92岁的他拄着拐杖再赴敦煌,查阅资料构思论文。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石窟加固。奋斗基于对对象的理解认识,只有看到它的价值,才情愿为之付出。”孙儒僩说,在光耀千秋的敦煌艺术面前,自己非常渺小。

莫高窟是孙儒僩一生的挂念。在他妻子、毕生致力于敦煌壁画临摹的艺术家

著作

《敦煌石窟保护与建筑》2007年

孙儒僩担任课题组长的“敦煌莫高窟环境及壁画保护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文物局1992年度科技进步三等奖、1988年甘肃省环保局科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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