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大白茶

福鼎大白茶

白茶，素为茶中珍品，历史悠久。史载，东汉时期，一个叫尹珍的青年怀揣家乡生长自制的“荼”， 拜谒著名儒学大师许慎，遭门丁刁难，便在其檐下席地嚼“荼”，片刻，许慎整个府邸充溢着浓郁的茗香。许慎踱步而出溯源，随即便邀尹珍入书房，将其“荼”冲泡相观，但见其外形优美，白色叶底如银针坠壶，汤色碧绿明亮，品之顿觉味鲜而清爽醇厚，偶有淡雅苦味即刻津生口中。更激发其在《说文解字》中对 “荼”的注解，用“槚、茗、蔎” 译注“荼”字的色、香、味。

白茶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唐朝陆羽的《茶经》七之事中，其记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陈橼教授在《茶叶通史》中指出：“永嘉东三百里是海，是南三百里之误。南三百里是福建福鼎(唐为长溪县辖区)，系白茶原产地。”可见唐代长溪县(福建福鼎)已培育出“白茶”品种。因其仅有名称，能否作为起源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商榷。有的学者认为白茶始于神农尝百草时期，湖南农学院的杨文辉先生就持此观点。他发表的《关于白茶起源时期的商榷》一文中提出白茶的出现早于绿茶。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成书于1107～1110“大观”年间，书以年号名)中，有一节专论白茶曰：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不及。宋代的皇家茶园，设在福建建安郡北苑(即今福建省建瓯县境)。《大观茶论》里说的白茶，是早期产于北苑御焙茶山上的野生白茶。公元1115年，关棣县向宋徽宗进贡茶银针，“喜动龙颜，获赐年号，遂改县名关棣为政和”。

清嘉庆初年(1796年)已有白茶生产，当时以闽北菜茶品种为鲜叶。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政和铁山乡人改植大白茶，并于光绪15年(1890年)用大白茶制银针试销成功，次年运销国外。白牡丹始创于建阳县水吉镇。1922年政和县也开始制造白牡丹，运销香港，价格比普通红茶和绿茶高出一倍多。

后来，古人又惊喜地发现，茶“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令人有力，悦志”，于是茶这“南方之嘉木”、“草木之仙骨”除了作为药用外，还成为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的供奉品、帝王贵胄享受的奢侈品、方家术士修道的辅助品。这些都需要茶的干叶，因为茶的鲜叶不易得、不常得，于是古代先民便有意识将鲜茶晒干保存，以备不时之需。此时应不晚于周朝，因为周朝还专设24名茶官“掌以时聚茶”。这种保存茶叶方式，陈椽教授认为“如现时制白茶，可以说是制茶起源时期”，杨文辉教授也认为“与现今的白茶制法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属于白茶制法的范畴”，并推断出“中国茶叶生产史上的最早发明是白茶”。古人这种用晒干方式制成的茶，我们不妨称为“古白茶”。

如果说，白茶诞生于远古，那为什么之后又会销声匿迹了呢?随着茶种植面积扩大和制茶工艺创新，茶便退下了它的神秘面纱，逐步进入了日常生活。虽唐朝时“晒干叶茶”(即古白茶)还与“蒸青团茶”并存了一段时间，但朴实无华的“晒干叶茶”着实让食不厌精追求色香味形俱全的国人产生了审美疲劳，便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绿茶和后来创制的其他茶，这个过程大家都很清楚。与此同时，中国的茶文化也开始盛行，文人雅士们忙着记录各种新茶的风光事，偏偏忽略了已不入主流的古白茶，便留下了有关它的典籍微乎其微的遗憾。还好，古白茶并非完全消亡，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顽强生存着，明朝的田艺蘅喝到此茶后，忍不住在《煮泉小品》中赞道：“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生晒茶沦之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

不可否定，太姥山所在的福鼎茶区在茶业发展历程中，也曾引进过绿茶、红茶、花茶等制茶工艺，并延续至今，而且还创制出被誉为闽红三大工夫之一的白琳工夫。但值得庆幸的是，古白茶并没有因此在福鼎湮灭。那些隐身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太姥山原著民和僧侣们，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仍执著地沿用晒干或阴干方式制茶自用，无意间将古白茶制茶工艺保存了下来，并默默延续了千百年。山民这种自制的土茶，俗称“畲泡茶”、“白茶婆”，至今仍有，在太姥山区的农村还可以喝到，山民们将这种茶泡在大茶缸里，味道相当清爽，而且久置不馊，类似寿眉。遗憾的是，正如古白茶罕见于典籍一样，太姥山的古白茶也一直沉默不语。好在外人朝山偶尔也得到过太姥山古白茶的款待，有心人就顺手记录了下来。

可以看到太姥山出白茶的最早记载是唐陆羽的《茶经》：“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陈椽教授指出：“永嘉东三百里是海，是南三百里之误。南三百里是福建的福鼎，系白茶原产地”。其实，这句话也不是陆羽的原创，他也是从《永嘉图经》上摘录来的，《永嘉图经》是隋唐时期的温州地方志，可惜已经失佚，但这个时期的永嘉县只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间存在。陆羽的这项记载，可以获得一个重要信息，太姥山的古白茶早在隋朝时就已被外人所知。《中国名茶志》综述部分根据其他线索，称“福鼎大白茶良种可上溯至唐咸丰年间”，一点也不为过。陆羽《茶经》在记载名茶产地时，还将福州摆在岭南道的第一位，当时的太姥山隶属福州长溪县，这里所说的福州茶有没有包括太姥山茶，很值得探讨。

大约到了明朝，太姥山古白茶开始走出山门，有人还给它取了个很贴切、很雅致的名字，叫“绿雪芽”，并很快在名茶丛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就是明《广舆记》所说的“福宁州太姥山出名茶，名绿雪芽”。明末清初时，太姥山茶(尤其是绿雪芽)的声名更盛，清初周亮工《闽小记》、郭柏苍《闽产录异》、吴振臣《闽游偶记》、邱古园《太姥山指掌》都有绿雪芽茶的记载，汪懋麟还诗赞：“贻我绿雪芽，重比南山贾”。另外，明谢肇淛《太姥山志》有太姥山人种茶的记载，清傅维祖《太姥山寺产印册》对太姥山寺院茶园进行登记，明陈仲溱看到有人在太姥山古道上卖茶，可见此时的太姥山茶不断广泛种植，而且开始出售;明林祖恕、林爱民和清王孙恭、谢金銮等游太姥山时，曾将太姥山山茶烹煮着喝，这也与白茶出水较慢的茶性相一致。可见，当时太姥山茶种植和精加工的历史不会晚于明朝，其上品就是被世人视为珍品的绿雪芽。

但绿雪芽是不是白茶呢?清邱古园《太姥山指掌》记载，太姥山平岗，有十余家人种茶，“最上者太姥白，即《三山志》绿雪芽茶是也”;民国卓剑舟著《太姥山全志》时就已考证出：“绿雪芽，今呼白毫。香色俱绝，而犹以鸿雪洞产者为最。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国外，价与金埒”。另外，太姥山一片瓦寺(鸿雪洞旁)的僧人至今仍沿用古法制作绿雪芽(现已由丹井茶室一阙姓居士打理)，每年架梯到鸿雪洞顶采摘野生茶树的芽，凉晒成茶后待客，成品如白毫银针。由此不难断定，古人所说的绿雪芽茶，就是今之白毫银针的前身，为太姥山古白茶之上品。

白毫银针为代表的福鼎白茶不是被创制的，而是仿制于太姥山的古白茶，其根源是市场竞争，逼上梁山。前人为了商业秘密的需要，才特意假托此茶是仙人所授，借以隐瞒制茶工艺的历史传承，提高身价。

太姥娘娘是福鼎本邑乃至周边地区人民心目中的神，逢年过节“上山拜太姥”是一项传统项目，福鼎茶人们也不例外。建于唐朝的太姥娘娘舍利塔周围便是鸿雪洞、一片瓦寺，相距不过三、五十米，是朝山的人必到之处。僧人待客，以茶为先，当有心的茶人喝到僧人自制的“绿雪芽”古白茶时，便留下深刻印象，也许还特意询问了此茶采自何方，如何制作。可惜适合加工成绿雪芽的茶树为奇异之种，茶人们一时半会还无法将其开发成商品，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当然，也有的茶人了解到“绿雪芽”的制作方法后，下山后便用菜茶的芽试着做，虽制作成功(此时应是清嘉庆初年)，但针小，意义不大，便束之高阁。另外，当时的福鼎茶人主打红茶牌，这已足够他们赚得金银满钵，犯不着也抽不出精力来开发白茶，因为白茶工艺看似简单，其实“风险大，天热变红，天冷变黑”，而且很占空间，无法机械操作。由于惰性使然，客观限制了福鼎茶人开发白茶的积极性，即便后来成功引种了大白茶，也还只是用来制作“白琳工夫”，而没有想到用它的芽来制白毫银针。

清朝后期，国内外红茶市场风云突变，竞争异常激烈。从国际看，虽1860年的中国还是国际市场上的红茶主要输出国，但1893年英国红茶的市场份额已有一半被印度、锡兰占有;从国内看，祁红茶1875年一经创制，迅速异军突起，很快就挤占了闽红茶的市场。此时的福鼎茶商，已经看到危机所在，才想起了曾在太姥山喝过的“绿雪芽”，决定另辟蹊径，改做白茶。他们估计是在僧人(也就是传说中的所谓仙人)指点下，在太姥山中找到了“芽壮毫显”的大白茶茶树，然后针对古白茶制作“看气候制茶”的弊端，研究出了一套更适合商业化生产的现代白茶加工工艺，制成了白毫银针并投入商业化生产(估计政和、水吉等地的白茶也是走类似的路子)。最初，白毫银针是用以拼配红茶出口的，因产量稀少、价格昂贵，欧美人士饮红茶时加入少许白毫银针用来增加美感、提高档次。虽闽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已大幅度消退，但仍占据一定份额，故搭车出口的白毫银针很快便打开了国际市场。之后，白牡丹及其他大众化白茶陆续开发出来，但白茶产量仍少，故一直作为特种茶专供出口长达百余年。

近年，随着国内消费水平提高和白茶大面积扩产，珍贵的白茶才开始回归国内市场，“飞入寻常百姓家”。当我们品赏白茶“银妆素裹”的美姿和“清醇鲜爽”的汤味时，可别忘了她曾出生寒门，曾千年孤独，曾至尊无上。也许，最初的白茶是远古时期太姥山人和其他茶区的人无意间共同创制的，但引以自豪的是，最终保存这项技艺并据此创制了现代白茶的还是太姥山人。窃以为，用 “创于远古，闻于隋唐，兴于明清，盛于当世”来表述福鼎白茶的起源与传承，再也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