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

陈寿昌

陈寿昌，1906年10月出生于浙江

陈寿昌，又名陈希堪，镇海人，1906年10月，出生在镇海县城关镇李衙前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个举人，后被有钱人家聘为清馆(合伙聘请的家庭教师)，在武汉教书。陈寿昌少年时代，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局面，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的哥哥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为抵制日货，到处奔走呼号，不幸积劳成疾，得了肺病，不治身亡。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年仅13岁的陈故里昌代表家属致词。这对少年时代陈寿昌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寿昌16岁离开家乡，到祖父所在的武汉。他考进了电报局，被分配到郑州电报局工作。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陈寿昌从中得到了鼓舞。他积极参加组织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后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陈寿昌也就从郑州转到武汉电报局，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一起，积极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参与了组织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6月20日，陈寿昌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判变革命。宁汉合流，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武汉三镇，陈寿昌一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对大革命失败，一些好心人规劝他：“年轻人，又有家室，何必去冒这个风险。电报局待遇优厚，还是安分守已，保牢铁饭碗吧”。但陈寿昌却自动辞职，去上海打听党组织的下落。在路上他遇见了李立三，这真好比孩子找到了亲娘。从此，他又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他深入到店员的最下层，在石路(今上海福建中路)一带衣装店员中开展工作。一次湖南农民打土豪没收了一批金银财宝，秘密运到武汉，要设法转送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经费。党把这 一重任委托陈寿昌去完成。陈寿昌身着长袍马褂，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老板，偕同夫人胡友娣，还跟随着一名身材魁梧的“听差”(党组织派来的警卫员)同行。到了武汉，他迅速接上了关系，接收了这一批足足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财宝。为了避人耳目，他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今天上这个银楼兑一点，明天上那个银楼兑一点，把兑换得来的钱钞陆续汇给上海党中央秘密机关。

1928年，陈寿昌被调到中央特科，先在二科(情报科)工作，后任四科(交通科)科长。他勇敢机警的工作精神和高度的革命责任心，一直为知情同志所赞颂。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生活很艰苦，陈寿昌经常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带着一副近视眼镜，扮作一个小学教员，同有关同志进行秘密联络。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步行，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弃饥。他带着秘密文件、资料走在路上，曾几次碰到巡捕“抄靶子”，由于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他对每件工作，都要求有个结果，决不许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在研究工作时，他很重视从实际情况出发。因特科工作是直接同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平时他要看很多中文报纸，还要看英文报，对公开和秘密搜集的资料，进行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判断敌人动向，确定对策，争取主动。

陈寿昌出身电报工人，熟悉无线电技术，因此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以无线电老板身份作掩护，往往1个月要搬两次家。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与陈赓两人作为特科的联络员，指导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的工作，在保卫党中央，及时了解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署，开展营救同志、镇压叛徒、打击敌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他掌握着我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中央领导人地址等大量的核心机密，危害十分严重。所幸我党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周恩来、陈云的果断指挥下，陈寿昌和其他同志一起抢先采取行动，保卫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陈寿昌

这一年年底，党中央指派陈寿昌任福建省委书记。尽管上有年迈老母，下有两岁幼女，妻子又怀孕在身，但他以革命为重，毫不犹豫地前往赴任。12月中旬，他和聂荣臻从上海起程，由交通站派向导护送，沿着秘密交通线，夜行晓宿，闯过一道又一道的敌人封锁线，历时一个多月到达目的地。以后，他通过秘密交通寄回的家信中总是说那边“生意兴隆，蒸蒸日上”，意思指革命事业日益发展，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1932年，陈寿昌调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

1933年底，蒋介石纠集重兵，发动第五次“围剿”，在疯狂围攻中央根据地的同时，又以数十倍于我的装备精良的兵力，向湘鄂赣根据地进犯。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键时刻，陈寿昌受党中央委派去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1月，他带领40余人，越过重重险阻，到达该根据地。他到达后，立即制止了该地执行肃反问题的文件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肃反唯心论”，迅速纠正了肃反中的“左”的错误，从而稳住了人心，团结了广大干部。他指挥将被围困在江西万载仙源山上的省委、省苏维埃等10多个机关及红十六师的伤病员，全部安全转移到赣西北地区的铜鼓县，重新整顿队伍，并改组了红十六师的领导，徐彦刚为师长，陈寿昌兼政委，带领部队在湘鄂赣边界海拔1600多米的罗霄、幕阜山脉间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证。

这一年夏天，湘鄂赣根据地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特别是红军主力北上以后，红十六师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限期3个月消灭湘鄂赣根据地及其红军，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敌人建筑了4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实行“清剿”。根据地许多地方被敌占领，我方遭到很大损失。但是根据地的军民在省委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斗争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们转移到鄂东南、赣西北的广大山区，继续开展反“围剿”斗争。

陈寿昌和同志们转战在深山密林里，斗争环境越来越困苦。他和大家一样，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口吐黄水，双脚浮肿，仍然带领部队与敌周旋。他身边的保卫局长邓洪实在不忍心，就把自己过去修钟表积赞的钱买来一碗面条，可是陈寿昌坚持不肯吃一口，一定要让给伤员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反动派悬赏活捉陈寿昌，但在群众掩护下，他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一次，他藏在一座桥下水沟里，足足待了六七个小时。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天天都要换地方睡觉。

1935年初，陈寿昌率领的红十六师在湖北崇阳老虎洞遇敌。战斗打响了，陈寿昌不幸腿部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1934年2月，陈寿昌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省委小源会议后，敌人加紧对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的封锁和包围。在敌众我寡、实难胜敌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陈寿昌于1月下旬和4月间率领省级机关，先从小源撤至铜彭县的幽居、祖庄，后从幽居、祖庄向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的龙门山区转移。同年6月，在转移途中，红十六师整编，陈寿昌兼任政委，在武宁澧溪击溃敌1个营。后至龙门山区、准备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时，敌以4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红军包围过来，而红军兵力、装备、供给更趋劣势，为此省委决定分路突围，向平江县的黄金洞苏区转移。突围途中，红十六师损失惨重，仅剩约1个营，省级机关干部也大部牺牲、失散。省委称此次失败为“六、七月事变”。

8月，陈寿昌在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他代表省委作关于“六、七月事变”的总结报告，并承担了省委、军区在指挥上的失误和战斗失败的责任。会议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严肃批评和反对“因‘六、七月事变’暂时局部的损失而失去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苏维埃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把“坚决为巩固黄金洞基本苏区，以开展湘鄂赣斗争局面”，“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作为湘鄂赣党组织的最主要的战斗任务。

“六、七月事变”后，湘鄂赣苏区大部分被敌人分割、占领，进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在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邻近苏区红军主力先后离开根据地后，湘鄂赣苏区更是趋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敌人常以多于红军几倍、十几倍的兵力进犯湘鄂赣苏区，并进一步采用杀光、烧光、抢光和层层封锁、强迫移民、保甲联防等等最残酷的手段，残害苏区人民，加上“六、七月事变”中省委电台被敌击毁，中断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在此严重恶劣的环境中，以陈寿昌为核心的湘鄂赣省委，不畏艰难，紧密团结，统一意志，领导苏区军民顽强地坚持游击战争，保持红旗不倒。

10月，陈寿昌在黄金洞米筛锅主持省委会议。会上，他不顾自己身体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视以及同志们的劝阻，坚持要求再上前线，说：“我们现在就靠红军打胜仗，打好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我不上去，是不放心的。”于是他同徐彦刚一起赴前线主持恢复红十六师的工作。

11月上中旬，陈寿昌、徐彦刚率红十六师四十六团到修武崇通苏区游击活动，边打仗边扩军，部队士气很高。到通山冷水坪后，陈寿昌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已西进到湘南，为牵制敌人部分兵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遂决定部队向西南发展。11月22日，当部队行至崇阳、通城边界的老虎洞时，遇敌第三十三师的两个团，陈寿昌、徐彦刚亲临前敌指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陈寿昌不幸中弹，身负重伤，于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

陈寿昌烈士遗诗

陈寿昌不畏险，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正如他留下的一首诗所写的：

“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

余生艰险尽，后纪可沾晖。”

烈士诗抄的许多诗篇是在黑牢写就的，这是先烈生命最后的强音。虽然不能判定陈寿昌的这首遗诗所作的具体时间，但作者或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或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都决心为革命献出一切，并坚信革命一定会最终胜利，这无论是在黑牢里还是在战火中，共产党人的信念都是一致的。现对陈寿昌烈士的遗诗试析如下。

七言诗第一句是“身许马列安等闲”，“许”，汉语中有答应，赞许的意思。“身许马列”，作者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毕生要为人民求解放，将一生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前面四个字可以这么理解，但作者更强调的是“安等闲”。　“安”，疑问代词。作者认为既然要做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对革命事业，对革命工作，你会用什么态度呢?也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为革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接下来是“报效工农岂知艰”。“岂”，副词，表示反问。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这是伟大的历史使命，但这又是艰险使命，为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因为作者决心为人民解放随时献身，所以才有“壮志未酬身先死，亦留忠胆照人间。”杜甫有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酬”，在这里意实现。虽然我没看到革命胜利的这一天，但我问心无愧，我已经为革命献出了一切，我对人民，对祖国的一颗忠心，将永远留给后人。成语中有“肝胆相照”一语，“忠胆照人间”亦取其意。

陈寿昌牺牲后，湘鄂赣省党政军民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颂他“是一位难得的好省委书记，他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重大损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1935年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他牺牲地区——崇阳、通城边界建立了寿昌县，以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崇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金塘镇河坪村建造了陈寿昌烈士墓，河坪人民建造了“寿昌桥”;家乡人民纪念陈寿昌烈士，把建在镇海城关古海塘旁的公园命名为“寿昌公园”，并在园中建造了陈寿昌烈士纪念馆、碑、阁和铜像，聂荣臻元帅为烈士题词：“陈寿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2年3月5日，为缅怀先烈，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镇海区委区政府决定将位于招宝山街道聪园路595号的古塘公园改名为寿昌公园，并在园内建造陈寿昌烈士纪念馆，同年11月建成并对外开放，聂元臻元帅为烈士铜像题词，同时落成寿昌阁、镇海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建筑。镇海革命烈士纪念馆以镇海地方党史与革命烈士事迹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生在镇海的重大历史事件和369名烈士英名录及35名烈士事迹。全馆分“古城风雨”、“蛟川星火”、“抗日请缨”、“浃江红日”、“新的长征”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李长来、李敏、林勃、李平、华一鸣、徐长海、汪波、郑建华、方荣庆、谢勃等10位知名烈士事迹。馆四周有古色长廊相连，文雅肃穆。2001年以来，镇海区委区政府相继拨款60余万元，对陈寿昌纪念馆等进行了维修。

陈寿昌烈士纪念馆是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基地、中共党史教育基地，镇海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土。